中国文化经历“夫妻主轴”转向

刘忠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8月26日

“进入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柱。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这是作家老舍笔下的喜洲，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同一时期，人类学家许烺光正在这里做田野工作。在此基础上，许烺光完成了民族志《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一书。许烺光认为“父子关系”是理解“西镇”（喜洲的学名）社会文化的关键所在。其中，父亲的“权威性”与儿子的“顺从”、两性之间的疏远、祖先崇拜和“大家庭”的理想等构成这一文化的主要特征。在之后的跨文化比较分析中，许烺光称其为“父子主轴”的家庭和社会文化，以区别于美国社会的“夫妻主轴”文化和印度社会的“母子主轴”文化。许烺光对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比较研究，推动了人类学的国民性研究，也提出了心理人类学的研究思路。

　　按照许烺光的思路，心理人类学注重对初级集团（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内容或文化意义的分析，同时关注社会次级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研究。例如，许烺光认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次级集团是“宗族”，美国社会是“社团”（也译为“俱乐部”），而印度社会则是“种姓”。许烺光细致入微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为其赢得了卓越的学术声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新近的研究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家庭中的“夫妻轴”日益崛起和重要。例如，阎云翔的田野研究和李银河的社会学调查都有类似观点。于是，许烺光的研究也因此面临田野经验或时间变化的挑战。

　　笔者曾多次到喜洲做田野工作，根据参与观察和多方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喜洲社会的“夫妻关系”已然崛起。同时，在许烺光的启发下，穿越社会时间的更替，我们既可捕捉社会变迁的逻辑，也可完善社会科学的分析思路。

　　在喜洲，儒、释、道诸传统并行不悖，地方信仰至今尤盛。其中，祖先信仰和宗族认同构成传统社会的重要地方组织——宗族。男性祖先认同、父子相传的继嗣规则，以及祠堂、家谱、约定俗成的仪式和集体活动使得宗族成为喜洲最为重要的社会组织。许烺光对此有颇多论述。因此，如果把家庭的逻辑植入社会的文化脉络中，对传统社会中“父子轴”的理解将更为深刻。因为，除以上所论，诸如“同宗不婚”、以父亲的名义实施分家析产等，也是宗族确立和维护的原则。宗族是家庭诸逻辑的起点和内核，既是传统的延续，也是现实的组织。

那么，家庭和宗族如何与国家和外部互动呢？在喜洲，至少自明清以来，通过科举和经商成功的人物不胜枚举。在20世纪初，各类人物形成了一个地方精英群体，亦可称之为“士绅集团”。但与宗族有异，其成员资格并不固定，主要依据个人的声望、能力和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态度而定。因此，人格方面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正是这个无形的小圈子在地方治安、教育、赈灾等公共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传统的家庭和宗族、地方组织、社会圈子与国家和外部之间的重要联系也主要由他们承担。因此，尽管自清末以来的各种新思想和新事物一直以各种方式对喜洲产生影响，但因这种独特社会结构的存在，家庭的变化反而较为缓慢。这就是许烺光做田野工作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脉络。他的分析有理有据。

　　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土地革命”和“集体化”之后，传统的宗族组织解体，家庭的生产功能一度由集体取代，而女性也开始以集体成员的身份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并开始进入国家和集体的各类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家庭作为生产或财富获取的单位再次确立。女性不仅可以进入各类社会组织，而且已经开始在家庭决策、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女性也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社会圈子，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当代“夫妻关系”的社会脉络和意义所在。因此，从社会文化脉络来看，家庭以及其他社会关系是更为顺畅的分析思路。

　　从国民性研究的角度看，喜洲并不足以成为中国传统地方社会的缩影。但作为传统地方社会以及地方与国家间联系的一个案例，喜洲无疑具有类型学上的启发和研究意义。尤为难得的是，许烺光卓越的民族志作品具有奠基作用，为后来学者提供了重要参照。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开展研究。就此而言，喜洲足以成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经典田野。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