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最具价值的理论观点（TOP50）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1期）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评选标准

    1、关注度（关注度高，影响较大）

    2、权威性（表述准确，观点权威）

    3、深刻性（鞭辟入里，见解独到）

    4、新锐度（富有新意，针对性强）

    评选办法

    第一步：初步评选。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根据以上评选标准，以2012年月度观点集结为重要参照海选，初步整理评选出理论观点100个；

    第二步：专家评选。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担任评审委员（名单附后），从100个观点中评选出年度50个理论观点。

    （1-15）

    政治类

    1   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官民共治是共治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我们一方面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却又在政策上助长各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们面临的治理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从来就没普世民主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资产阶级创造了适应人类历史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广泛的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是科学的民主。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执政党的政治运作必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运行。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因为它具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坚实的组织基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完整的自身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人民日报》，2012年5月24日）

    3、防范强势群体操纵改革方向

    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只对旧体制的改革，同样意味着对改革进程中一些做法的再改革。意识到改革中一些做法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妥当，正是深化改革、完善改革、促进改革的好机会，这是每一项成功的改革都要经历的过程。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中国社会利益群体不平衡发展，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实力悬殊的状况，从而使强势群体甚至具备了操纵改革方向的可能性。对此，必须予以警觉并防范之。——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28日）

    4、将房产公开作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突破口 

    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制度，一直是社会的期盼。在反腐败进入新格局、“深水区”的背景下，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已无法回避。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比较大。鉴于在已查办的腐败案件中，不少腐败官员占有多套房产，让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较好线索。制定实施房产反腐制度和机制，宜早不宜迟。——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新京报》，2012年12月2日）

    5、灰色权力地带不除，市场公平难立

    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灰色权力”，还存在“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是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怪胎，也是依附在中国市场经济肌体上的一个毒瘤。灰色权力以及灰色权力地带的出现，从基础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从根本上阻碍着我国真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扭曲了国家整体的利益格局，加剧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灰色权力正在吞噬全国人民的福利。因此，遏制灰色权力的泛滥，就成为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家利益格局的重要内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中国改革论坛网，2012年6月20日）

    6、法治不昌，民主高涨

    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法治优先于民主”。这种观点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被公众认可和接受：即这里的“法治”包括官员依法施政，民众依**，法院审判独立。如果强权力量(不管是权力部门，还是资本集团)有法不依，任意进犯公民权利领地，那又怎能让民众依法有序参与呢？如果“法治”仅仅被理解为法院作为权力附属机构配合当局“整治”不听话的“刁民”，那又怎么能不激发大众“民主优先”的强烈愿望呢？法治不昌，民主高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

    7、规范公权力是治理当前社会矛盾之本

    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公民和法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官民冲突，是老百姓对公权力行使的不满，对公权力违法违规不作为、乱作为的一种负面情绪。 为什么公权力不规范或者公权力失控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呢？第一，很多社会矛盾是由于制度不公、政策不公、立法不公造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决策和执法不当。很多社会纠纷矛盾是错误的决策引发的。第三个是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不作为，信息不公开，行政不作为，这是非常突出的一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东方早报》，2012年5月29日）

    8、特权也是一种腐败

    必须大力强调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现在讲公平的人很多，但事实上大家理解的内涵、强调的重点不那么完全一致。特别是规则公平，既然规则，我们是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包括法律也是一种规则，那就应该对所有人有用。所有的人去坚持、去遵守，这样公平正义才可能得到保证，才可能得到实施。另外，我们应该努力地做好反腐败的工作，包括我们要通过一些规定来限制、减少某些特权。特权也是一种腐败，甚至是更可怕的腐败，是制度化的腐败。特权绝对是能够离间党和老百姓的关系，影响党的形象。——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2月18日）

    9、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

    面对世界，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无法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特色社会主义，无法解释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在其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认清自己，便无法切割与僵化社会主义的差异、与现存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更不能切割与西亚北非等国家所存在的制度差异，进而无法做到正确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讲不清制度的本质，就无法产生优于别人的政治观、核心价值。面对社会，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会出现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相对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对于依法治国的理念，显然是不合拍的。——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人民论坛》，2012年7月下）

    10、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来临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发展全局。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扩张。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远没有到达峰值。从影响面影响力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期）

    11、必须走宪政之路

    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走宪政之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举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协调、统一起来，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江必新（《人民论坛》，2012年11月下）

    12、中国应下决心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

    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现行“增长主义”政府倾向。这种倾向如果不得到改变，中国就很难获得下一步转型所需的政策空间和制度空间。除了诱发“投资消费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等负面效果，“增长主义”也正在成为机制性腐败的重要根源。在“增长主义”倾向下，政府主导“做蛋糕”也主导“切蛋糕”，其“切”得的蛋糕份额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权力市场化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由此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机制性腐败，削弱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2012年2月26日）

    13、世界呈现出三个中心

    一是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08年，当时金融危机的中心是在美国。2009年12月，爆发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和向欧元区其他国家扩散，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二是全球动荡、局部战争的中心在中东，特别是叙利亚。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引发了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大地震。叙利亚已经成为全球各种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三是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新兴大国，特别是东亚地区，尽管经济增速在减缓，但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三个中心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2012年国际形势中最引人瞩目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4日）

    14、改革出路在于限权力和发福利

    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即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搜狐网，2012年11月22日）

    15、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相反，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事先言之凿凿，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结果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环球时报》，2012年10月31日）

    （16-27）

    经济类

    16   别误读“顶层设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决策层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都认识到改革总是“摸石头过河”是不行的。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做“目标模式”。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一方面表现为它还保留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因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这些情况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他们提出的“药方”或者叫做另一种“顶层设计”，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炫人耳目的政绩。这种“顶层设计”的初始形态叫“北京共识”，后来则被称为“中国模式”。于是就出现了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在我看来，“十二五”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经济学家吴敬琏（《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5月5日）

    17、市场幼稚病要不得

    我们曾经过于相信计划经济，时过境迁，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迷信计划变为迷信市场，出现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犯了市场幼稚病，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没有搞彻底。其实，计划和市场各有利弊。要尊重市场，而不要迷信市场；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这几件大事不能交给市场去管：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得由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经济学家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2日）

    18、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银行负债到了危险边缘

    倘若错误的投资不能及时收回，待银行贷款还款期限来临时，经济大萧条就来了。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诉世人的。这一理论可能非常适用目前中国的经济格局。这几年，为了应付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的投资尤其是铁、公、基建设投资巨大，而大部分投资，都是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来启动的。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应该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黄金时代的末期。但是，过去数年，中国所启动的基建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银行贷款增量实在是大得惊人。如果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了，不能偿还，巨量的坏账最后会拥积到银行，后果将不堪设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东方财富网，2012年7月30日）

    19、三个维度上创新可解经济难题

    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矛盾，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这个新思维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新一代的经济思维须在三个基本维度上创新，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第二，必须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建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的市场化，鼓励实业投资。最近一轮的经济思维创新，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所谓“供给学派”的经济新思维，带来了世界经济接下来20多年的蓬勃增长。后来的全球化、投资高涨、创新风潮等等都应该归因于那一场改革。现今，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中国企业家网，2012年12月18日）

    20、中国内需不足是结构性问题

    中国的内部消费需求不足，并非简单的总量不足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消费需求和供给不匹配，使得国内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虽然中国实际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低，但潜在消费需求非常巨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预计在2012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此外，国内的收藏品市场近年来也日渐活跃。与此同时，当前有很多关于流动性过剩、一些商品受炒作导致物价暴涨的讨论，同样从侧面说明中国潜在需求巨大。对很多中国企业而言，开拓本土市场大大难于开拓国际市场。建立整合高效的国内统一市场，是解决内部消费不足的关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改革内参·文摘版》，2012年第4期）

    21、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要迎接挑战

    最近国际媒体在大炒“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以数字化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为代表的一个崭新时代。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如何才能不落伍呢？除需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层面上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宽松发展环境之外，首先要抓教育，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具有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我国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到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以及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政府不转型，企业难转型。在这一场刚刚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再次被甩的后果。——国务院参事汤敏（《环球时报》，2012年7月17日）

    22、按比较优势发展是中国经济成功秘方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400美元，是中上等收入国家，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要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问题扭转一下，包括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让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发生。原来的垄断，像电信、交通，过去由于资本很密集，靠国有企业的经营，给它垄断地位来克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问题。现在这些都是盈利行业，都是有竞争力的行业，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民营经济的进入，进行竞争，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经济学家林毅夫（财新网，2012年10月18日）

    23、房地产调控濒临危险境地

    为什么说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若戛然而止会让宏观调控陷入一种危险境地呢？因为这就是“谨防房地产要挟中国经济”的具体表现。从今年的情况看，随着房地产泡沫逐渐挤出，经济增长下行。而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增加，宏观政策要转向，挤出房地产泡沫只能戛然而止，或又得重新启动房地产拉动经济之工具。所以，趁央行降息之机，地方政府公然托市，这些都是当前一线城市住房的销售又开始回暖的重要原因。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政府首先必须冲破GDP增长拜物教意识的禁锢，彻底舍弃通过住房市场投机炒作短期内推高GDP增长的幻想，在挤出巨大房地产泡沫同时，建立起稳定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这种长效机制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让住房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上海证券报》，2012年6月20日）

    24、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　　

    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而回归实体经济就要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调动民间积极性。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已经没有了，另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中国正在从技工时代转向高级技工时代。同时，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也在产生新的资源红利。相对于旧资源红利而言，新的资源红利主要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了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等。新的改革会给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北京日报》，2012年12月17日）

    25、中国不应追求过高经济增速和外贸顺差

    国家经济根本问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胡锦涛同志“7·23”讲话基本上已经明确了今后的重要方向。当下中国不应该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应该去追求过大的外贸顺差，因为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就影响到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追求过大的外贸顺差，就会引起更多的贸易摩擦。另外，我们外汇储备更进一步增加，也会造成我们货币政策灵活性的困难。收进外币付出人民币，对货币政策性的灵活性受到限制。同时还要承担外币贬值所造成的购买力降低的实质性的风险。所以今后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必须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逐步增加在分配中人民群众收入所占的比例。人民群众富了，对国家的强也是有好处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人民网，2012年9月26日）

    26、中国面临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困境

    中国的工业化历经艰难曲直，终于在全球搞出了名堂。比照之下，倒是原先普遍认为门槛不高的城市发展，成为落后于工业化的一条短腿。就整体而言，中国作为当今全球总量第二大的经济体，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为18.8万亿元人民币，占据全球工业总量中的最高份额，也说明“世界工厂”名副其实。可是，若论工业化推动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以及其空间投影——城市化率更显著的上升——中国却不但敌不过美欧日本，甚至在金砖诸国中也甘居下游。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今天的中国工业为全球市场供货，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帮助，离开了香港、新加坡、汉城、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中国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投影到空间表现上，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工业化率的更快提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经济观察报网，2012年4月25日）

    27、解决四大障碍，中国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能否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取决于能否解决四大障碍。第一，取决于中国能否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当前中国还有七亿农村人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且呈逐步扩大趋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的28%，在这样状况下很难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取决于中国能否将现在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提升到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第三，取决于中国投资、消费比例扭曲能否转变。中国如果不能通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率，而仍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注定不可持续，人均GDP要达到12000美元难度将越来越大。第四，取决于第三产业发展能否获得大幅提高。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例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的34%，分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左右。——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新网，2012年11月20日）

    （28-42）

    社会类

    28   用公平正义打破转型陷阱

    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进入转型陷阱。转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这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研究报告，2012年2月）

    29、中国已陷入两个“超低生育率陷阱”

    如果我们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界定为“超低生育率”，2000年至今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左右，已经低于政策性低生育率(1.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超低生育率已不完全是政策要求的结果，而很可能是公民观念转变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陷入的是“超低生育率政策—文化的双重陷阱”。面对纷至沓来的人口风险，留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大概只有15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学习时报》，2012年5月28日）

    30、“城市化陷阱”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除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必要性认识模糊以外，还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例如，对于土地短缺的假设，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不算冒进。一些地方可以更快一些，而农业主产区和边远地区可以适当慢一些。当务之急是要纠正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作者网易博客，2012年6月14日）

    31、实现同一代人的养老待遇走向公平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如果是指将两个制度立即并成一个制度，恐怕只能是画饼充饥，结果仍可能是原地踏步。因为若将机关事业单位优厚的退休金迅速削低到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水平，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若将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立即提升到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的水平，也会引发讨论。无论在哪种制度下都应当实现同一代人的养老待遇走向公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要再做试点，而是直接全面启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光明日报》，2012年4月20日）

    32、司法改革应向世界主流看齐

    总体而言，中国司法改革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可称为趋同路线，就是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基本趋向走向一致的改革。另一条可称为趋异路线，就是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应保持距离，强调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由此而产生的具体改革措施就有明显的不同。一，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服从党的领导；二，是“只服从法律”，还是“三个至上（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是司法上的审判员，还是国家的公务员；四，是法律精解者，还是社会工作者；五，调解是手段，还是目的。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世界的主流保持一致，否则虽然名为“改革”实为倒退！——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33、维稳方式需要根本性变革

    从现代世界各国及国内发生的问题看，维护社会安定，首先要对极端宗教和极端恐怖主义组织进行的危害生命、制造混乱、分裂国家的恐怖活动进行打击。其次，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地方政府和经济组织在经济建设中，要合理公平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用调解和司法手段处理矛盾，禁止强征强拆、随意动用警力甚至黑恶势力参与征地拆迁。再次，政府的行政和执法，特别是征地拆迁、污染事故处理等方面，要公正、公开、透明和接受民主监督。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保持长久的社会安宁，人民信访制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维护稳定的方式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经济参考报》，2012年5月23日）

    34、避免把“社会建设”归结为“社会管理”

    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要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新转型的根本目的，意味着要避免把“社会建设”归结为“社会管理”，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公民的社会实践，创造条件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更强的能力来实现社会参与，其中既包括政治性的社会参与，亦即履行公民权利、行使公民义务，也包括非政治性的社会参与，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和私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文汇报》，2012年5 月23日）

    35、农民“新命”：公民化

    就农民工来说，政治民主问题非常突出。在新的城市社区，他们不仅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文化认同，而且需要建立新的政治认同。这样，他们的行为和预期才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解决二元体制不仅仅需要新的社会政策，如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政策，也需要统一的政治体制，实现原市民与新市民政治权利的一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中国乡村发现》，2012年2月7日）

    36、提升社会福利要“小步走”

    现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国家相比，出现了碎片化的现象，这与社会分层有一定的联系。全民高保障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就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而言是远远不能承受的。从各国规律来看，福利增长都是一路上扬的，要是把福利增长速度降下来，政治上就要遇到很大的挑战，西方国家很多政府下台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中国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福利增长之间的关系，福利要小步走，要符合福利增长的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北京日报》，2012年6月21日）

    37、所谓再分配有误区

    财富只能来自生产、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我们脑子里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满足平均主义惟一的方式就是权力更集中的政府。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一想到什么东西都找政府，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特点。这个关系完全颠倒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竞争花钱，而不是竞相创造财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中国改革》，2012年第9期）

    38、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

    新型城镇化有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就是从过去比较重视速度到今后速度与质量并重的阶段。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应该是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集约发展、多元形态、三化同步、两手结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所谓集约发展，就是不能像有些国家那么浪费土地；多元形态，就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不能都是大城市；另外，三化同步，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两手结合，是政府和市场都要发挥作用，不能由政府压制市场、也不能由市场压制政府；另外就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占斌（《广州日报》，2012年11月12日）

    39、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

    根据我们的测算，2012年是(人口红利的)最后一年，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到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是零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2013年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也不再下降，明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会上涨。如果我们有紧迫感，能早点认识到问题所在，帮助培训农民工，提高他们的技能，就能促进产业的跨地区转移，延长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4月11日）

    40、中国养老应该扩大市场的作用

    在养老方面，从国家和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市场的作用越来越被忽视，越来越小，越来越受到排除和歧视。在养老问题上，市场是要发挥作用的。中国应该扩大市场的作用，重提市场改革，否则的话，我们要走回头路，这是国家社保模式和福利模式的选择问题。在顶层设计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严重失衡，可悲的是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这些失衡的恶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东方早报》，2012年3月16日）

    41、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不应脱节

    城市化需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要认清谁是城市化主体，城市化主体就是这两亿多农民工，以及另外两亿被迫分离的家属。他们是我们城市化的主力，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到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把钱给城郊农民，也不是把几个村并一个村盖上楼，那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就是因为我们只分配土地指标，从来不分配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的指标。——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9月19日）

    42、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家职责

    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很不好，是“哑铃状”，不是“橄榄型”的。我认为国家要承担起这样的职责，一定要探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定要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为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还要相应地进行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职责。国家就是要充当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中国政府创新网，2012年12月5日）

    （43-50）

    文化类

    43   中国社会的“启蒙”还将进行下去

    到上世纪末，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的成果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爱思想网，2012年5月17日）

    44、用“新人文主义”占领世界话语体系高地

    现在全球主流话语权在西方世界，我们就要善于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去伪存真、甄别借鉴、改造创新，这样建立的话语体系，就既能为我所用，也能被世界所接受。……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交汇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路线图，那就是走向和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人民论坛》，2012年4月下）

    45、文化安全是文化强国的前提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文化安全是前提和必然要求。维护文化安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国家根本制度安全。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维护国家安定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二是意识形态安全。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不断加强对我国的渗透和颠覆，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三是价值观念安全。影响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因素很多，如来自家庭、社会、政府等不同方位的教育因素，国外的文化影响与文化渗透等因素。四是优秀传统文化安全，包括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人民日报》，2012年1月4日）

    46、中国将进入绿色生态文明时代

    在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体系中，生态文明建设不但是重点更是难点，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将是促使生态文明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宣言的指引下，通过国家规划的引导，推动整个社会增加绿色投资、实现绿色创新，就能促进生态资本的增加和绿色财富的积累，使社会经济走上绿色发展道路，最终实现“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经济参考报》，2012年12月20日）

    47、警惕殖民文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还没有充分形成。对于中华文化的批判性清理和创造性继承，这些也决定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挺立、民族文化主体的彰显，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于是，殖民文化心理的存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泛滥，便成了并不奇怪的问题。——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红旗文稿》，2012年第11期）

    48、不应将宗教视为中国社会的“另类”

    过去人们较多地从负面意义上谈论宗教的社会作用及其与政治的复杂交织，主张中国文化与宗教的脱节，从而使宗教成为中国社会的“另类”，造成了宗教认识及其问题的政治敏感、社会敏感和文化敏感。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出现重大转型的时期，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传统文化、国民心态、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这些层面来研究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阳光》，总第121期）

    49、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之间统一的关键是建立制度、程序和规范，即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持有一种片面和盲目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并常常以此作为借口贬低、干涉、压制甚至侵略非西方国家。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评价各文明类型对人类文明所作贡献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成为某一所谓“先进”文明压制甚至消灭所谓“落后”文明的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人民网，2012年11月20日）

    50、中国青年一代仍需“中国梦”的激励

    中国社会告别匮乏已是现实，同时“中产化”的速度也正在加快。一些日渐“中产化”的年轻人的心态往往厌倦艰苦的劳作，也厌倦长时间的努力工作，往往缺少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常常渴望获得一种平淡安稳的生活。毫无疑问，社会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关爱和更多的福利保障，但与此同时，中国青年一代仍然需要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奋斗精神，需要“中国梦”的激励，也需要更多的对于责任的承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中国网，2012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