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现代化焦虑与民族传统文化

王蒙

 （文章来源：搜狐文化）

 

给新疆班讲课，多少有点老乡对老乡的感觉。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华文化生态与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地位，另一个就是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

 

从“拉面”看中华文化的一体多元

第一个问题，中华文化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又是一个以中原地区汉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对这样一种文化我们有一种描述是，它是一种一体多元的文化。

一体就是我们都属于中华文化，说中华文化的时候，一定不能说它就是汉族的文化。季羡林先生生前就说过，中华文化不是一个汉族的文化，它本身就深受各民族文化的影响。汉族文化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文化。举一个例子，唐代有一个词牌叫《苏幕遮》，这是由西域传来的一种歌曲旋律与节奏。谁最早发现了这个词牌，而且对这个词牌发生了特别的兴趣呢？不是外人，正是唐明皇，那个跟杨贵妃爱得死去活来，一起制造了巨大爱情悲剧的人，有人说那是整个唐朝最伟大的爱情故事。是他最早发现了《苏幕遮》的节奏与韵律，是他使之成为中原地区填词的一个词牌。大家熟悉的像毛泽东填词的时候用的那些词牌，如《水调歌头》、《蝶恋花》、《十六字令》、《忆秦娥》等，《苏幕遮》就是类似这样一个词牌，但这个《苏幕遮》一听就不是汉语，这是从西域地区来的。

吃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西瓜就是。我在新疆的时候，在《新疆文学》上看到说西瓜就是从新疆传到内地来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新疆的西瓜仍然是最好的品种之一。还有波菜，叫波棱菜，实际上是阿拉伯语 。北京现在的香菜，过去叫芫荽，也是来自西域。古人专门为这种菜创造了两个汉字芫荽，这个词专指这种菜，不做别用。另外如白菜、萝卜里的白、萝都可以做别用，白是颜色，萝可以用来组成藤萝。

拿北京来说，北京因为做过蒙古人入主中原时的大都，所以北京话吸收了很多的蒙古语。北京还有很多回民，也吸收了很多阿拉伯语。北京有一种点心叫萨琪玛，是蒙古语狗奶的意思。我们听着有点不可思议，不容易接受。但是那时候，也许蒙古人喝过狗奶或吃过用狗奶做的食物。当然，现在已经与狗奶毫无关系了。老北京都知道，老北京的回民有一个词叫niyat。宁夏银川有一个大清真寺，不是政府或者外国人修的，是老百姓100块、1000块这样捐钱修起来的。我去的时候，当地的回民领导就说，这不叫捐钱，你们知道他用的是什么词吗？就是niyat，是指心意、动机。相反，如果一个人为人不好、不善良，喜欢找别人的毛病、造谣、让人不愉快，老北京就说这个人niyat不好。其他从欧美吸收来的语词还有很多。有时候政治事件是不愉快的，但语言无罪，吸收词语来用，代表一种情态，一种生活。北京以前没有“瞜瞜”的说法，是八国联军来以后才有的。什么叫“瞜瞜”？就是英语“look look!”其他的如坦克就是tank的音译，等等。

新疆当地吹的笛子叫meh, 唢呐叫suneh，其实唢呐是从西域传来的。新疆维吾尔族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受中原文化影响非常深，同时也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受汉文化的影响很多，但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譬如说矿井用的词，hang就是矿，damei大煤，suimei碎煤。在内地很多地方如湖南，他们不说小，就说“碎”。所以碎来源于汉语。建筑用词如chuanzi椽子，lim檩条，蔬菜也是，如baicai白菜，都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同时piazi洋葱，波斯语是پیاز，叫洋的都不是汉语地区原有的。新疆人民发明的叫皮辣红的一道新疆沙拉，就是洋葱、辣椒和西红柿，非常好吃。

新疆很多抽象词，也吸收了大量汉语。如daoli道理，讲道理则是daolixixi，完全从汉语来的。liangmian到乌兹别克斯坦成了legmian，究竟是汉语的凉面还是拉面呢？反正是受了内地吃面条习惯的影响。饺子叫做zhuwawa煮娃娃，在甘肃那一带不知是否有这种说法。馄饨叫ququleh曲曲儿，山西有这样的说法，但他们说的曲曲不是馄饨，是把面弄成小面条煮。包子mantah，就是馒头的发音，现在北京馒头就是指那种不带馅，用面发了蒸出来的。可是古代包括内地陕西等一些地方，把加了糖馅、枣、核桃馅的叫mantah，加肉馅菜馅的叫包子。新疆的包子应该是从这来的。

所以生活中各种文化是相互交融的，当我说新疆人民的生活有很多受汉族的影响时，丝毫不意味着没有了维吾尔人和新疆的特点。为什么？任何一种东西，当它传播到一个省区或者一个民族，它必然要本土化。比如我们讨论一下拉面的问题。过去北京把这种面不叫拉面，叫抻面。它做的卤与我们在新疆做的完全不一样。不但新疆的拉面与北京话的拉面不一样，与北京现在到处挂着牌子卖的兰州拉面也不一样。而且南疆的拉面与北疆的拉面也不一样，南疆的拉面一条长长的，象盘香一样，一圈一圈转着，估计一条就能煮一锅。北疆就简单多了，就切成大一条，然后拉成面煮着吃。我也做过拉面，但做得很粗，像大拇指一样粗，但是我的女婿很爱吃，说新疆人吃这么大的面，真长劲啊。所以不要过多考虑它的来源，很多来源是说不清楚的。比如我们吃一种饭poluh，是从波斯来的。

有一次我和我的好朋友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在一起聊起这个时他就问我，哎，王队长（因为我最光荣的经历是曾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巴彦岱人民红旗公社二大队副大队长，所以我很了解这些东西），我们这个饭是汉族的，那个饭是伊朗的，那么我们维吾尔族没有自己的饭了？我说不对，因为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谁掌握了就是谁的。比如皮鞋，我们从意大利进口皮鞋10万双，用了100双，就剩99900双，用了1000双就剩99000双。说到文化的层面是什么？是你把意大利的鞣皮子、做鞋的技术都学来了，与你的脚形相对照，相配合。因为维吾尔人、蒙古人你们的脚与那些欧洲人的脚是不一样的，号都不一样。在香港买的42号，与在欧洲买的40号的一般大。因为香港人的脚本来就小，而欧洲人的脚本来就大。与脚型，习惯、气候结合，产生出你的造鞋技术，就成了本土化，就成了你中国的造鞋的文化。当然，历史上中国也有自己的造鞋方法，但皮鞋很少。当你拥有了这种技术之后，你就可以造十万、百万双，只要有人要，卖得出去就可以。所以，文化是必然会本土化的。实话实说，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都要本土化，那个拉条子到了新疆能不本土化吗？拉条子到了喀什噶尔，还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它的样子不一样，味道也不可能一样了。

所以，文化是互相影响的，它是多元的。但是文化又是一体的，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中国，不管是各省也好，少数民族自治区也好，边疆地区��好，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一些十分靠拢的，或者十分一致的价值追求，精神的走向，精神上的追求。新疆现任的自治区党委书记，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贤同志跟我讨论，他说，我们应该怎样概括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多民族文化的精神上的趋向，精神走向与要求。去年我在乌鲁木齐、在喀什做过两次讲座，我都讲过这个问题。我用这样四句话，32个字来表述：不管是中原地区文化，还是新疆地区的文化，还是藏区的文化，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我们有些非常共同的文化理念。我归结为“敬天积善，古道热肠”。积善，就是要多做好事。内地很多人家在过年时贴对联，其中大家喜欢贴的对子如“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这与我所了解的维吾尔族的文化观念太一致了。维吾尔人很讲究，每天都要做好事，做了好事是sawap，做了坏事就是gunah。如果一个少数民族，一个维吾尔人不知道什么叫sawap,什么叫gunah，这怎么可以。我们讲“古道热肠”，尊重古代留下来的那些传统，那些道德规范，我们有一种关怀和帮助别人的热烈心态。“尊老宗贤，崇文尚礼”，新疆的兄弟民族也好，内地的汉族也好，都有这样的看法。“忠厚仁义，太平和谐”。维吾尔人希望和谐希望太平，我的印象太深了，一见面就qilikmo,qilikmo……没完没了地问你是不是太平是不是平安。没有比平安更重要的了。汉族小孩从小习字写“天下太平”四个字，没完没了地写这四个字，最少写了几千张。

再往下讲是“勤俭重农，乐生进取。”我讲一个我在伊犁农村印象非常深的事，这与长期以农业为产业结构的维族人的习惯有关。当地人养一种土奶牛，有时候自家的奶牛不产奶或奶不够，就去向邻居家借，互相关系好的，拿个碗就过来要上一碗，拿回去做奶茶。走在路上如果不小心，地上洒上了一点，他不会马上走，而是把碗放在一边，用一点土来把奶埋上。因为奶之得来不容易，它是牛身上长的东西，是农民把这个奶挤来的，你让它掉到地上，会很不好意思，因此不能让它暴露在地上，不尊重奶的价值，要用土来埋上。如果拿的是一块馕，掉到了地上，如果还能拿起来吃肯定会拿起来吃的，如果不能吃也要用土埋上。这是对农业劳动的一种尊重。新疆人都知道，馕打出来后都放在房梁上，老鼠与猫上不去，还有就是通风、干燥。馕的好处就是干，耐放。不象馒头、馍馍蒸出来之后放两天就坏了。像现在这样的热天，放一天就不能吃了。新疆的农民，尤其是南疆的农民说，如果你的馕放得太高够不着，可以踩着《可兰经》去够，如果你的《可兰经》放得太高够不着，你不可以站在馕上去够。

这是对农业劳动的尊重。这种尊重还表现在新疆文化上，新疆的文化是一种乐生的文化，认为人活着应该快乐。新疆的说法是，人生下来后除了死之外，都是找乐，都应该快乐。活下来了，难道还不快乐吗？这是孔子的思想啊。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别人问他的学生，你的老师怎么样，他的学生就回答如何如何。孔子说，你们为什么不回答他是“发奋忘食”，一激动连吃饭都忘记了。开心的时候，就忘记了忧愁。这是一种乐生的精神。这些地方都说明，我们中华文化是有整体性的。我们与西方强调竞争，强调胜负，优胜劣汰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的文化又是多元的，首先语言不一样，维吾尔语，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与汉语不一样的。我们的造句是主谓宾，维语是主宾谓。维语是粘着语，动词后面可以加十几个二十几个附加成份，来改变它的语法意义。汉藏语系是词根语，通过增减词字来改变语态。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才好啊，才能丰富多彩。我在新疆生活观察到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一样太多了，很好玩。汉族人缝扣子，针向右外侧拉，而维语人是往左肩方向内侧拉。汉族的木匠推刨子是往前推，维族木匠是往自己方向拉。俄罗斯木匠也是这样，师傅就是这样教的。北京有个歇后语：推头用推子——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当然，这是玩笑话，拉还是推都不是问题。汉族洗衣服拧衣服，手腕上下相对着往外拧，维族喜欢正手手腕朝内拧。这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生活才丰富多彩。

我认为，“尊重差异，互相交流，互相包容，互相欣赏”，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念。不是因为有差异我就讨厌你，我就看不起你。如果没有差异，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方式，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

中国有一个大学者费孝通，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在世界学术界有很高的威信。他提出来一个口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每个人都可以认定自己美好的东西，同时也要看到别人美好的东西，虽然不一样，美的东西我们可以共享。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针与口号。

 

伊斯兰教究竟是走向开放，还是走向排他

我还愿意非常直爽地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有相当大量的穆斯林，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兄弟姐妹。其中回族人口最多，遍布全国各地，海南岛、黑龙江有，沿海的各城市也有。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还有不是穆斯林的汉族、蒙古族、锡伯族，现在还有朝鲜族等民族。我在新疆任副大队长的时候，就住在维吾尔农民的家里，我的房东阿不都热合满，还有房东大姐叫赫里倩姆。

我对穆斯林有非常欣赏的地方。第一讲卫生，不断地让你洗手，从早到晚。本来我是从城市来的，应该养成及时洗手的习惯，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在农村劳动回来晚了，有点饿，一看饭做出来了，不管是拉面还是玉米饼子，就急着去吃。他们就提醒“你怎么不洗手就要吃”！我就觉得不一样。因为伊斯兰教把这个清洁作为核心价值来看待，非常重视。其次是他们非常重视慈善，特别提出要施舍。你自己有什么东西，别人需要的时候，你要给他。当时我在伊犁，住在伊宁市解放路，离绿洲饭店不远。我的窗子上挂的是民族老师给我做的窗帘。晚上有时候有乞食者需要帮助，一看我的窗帘就认为我们家是少数民族的，过来敲门要一点钱。开门一看我是汉族的，可能认为我不给钱，掉头就走。我就在后面追。当然那时候我也没有很多钱，两毛三毛，现在看起来已经不算钱了，但总是一点心意。伊斯兰教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不崇拜偶像，不搞具体的偶像崇拜，不把真主人格化。有一次我与伊犁农村的小女孩，她可能也就4-5岁。那时我正在努力地学习维吾尔语，我见到谁都愿意聊天。有一次我就指着上天说“真主在天上”。她就告诉我说“老王，真主不在天上，真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好厉害一个小女孩，她的理论水平太高了！我们在宗教里需要寻找的是一种终极的概念。宗教并不是说哪里有一个神仙，月亮上有神仙。人已经登上过月亮，那上面没有神仙，火星上也没有，神是在你的心里。在这些方面，伊斯兰教都有很先进的地方。它与天主教、佛教一起，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是阿拉伯人写的，阿拉伯人在数字方面也有很多贡献。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贡献，都不需要我去细说。

但是我们同时又要看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伊斯兰教究竟是向开放上走，还是向排他方面走。现在有很少数的人，这些人当然不能代表伊斯兰教，但他们在向排他方面走。我在伊犁的时候，有一些高级的伊斯兰知识份分子，他们的头脑、心胸都非常的开阔，思想也非常开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看到过。那是我当完副大队长之后，回到自治区文联。我在一个维族同事那里看到了一个手抄本，是波斯大诗人莪默•伽亚谟的《柔巴依》，郭沫若翻译成《鲁拜集》，给了我非常多的感动。比如说他的一首诗是这样说的：“我一只手拿着《可兰经》，另一只手拿着酒杯，有时候我是非常清真，也有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不符合清真戒律的事情。在蓝宝石般的苍穹下，为什么要把人分成穆斯林与异教徒？”他是十一世纪的诗人，在那样一个宗教氛围浓烈的国度，他都能提出这样一些见解。

这次演讲之前，我还找到了一批伊朗最著名的诗人哈菲兹的诗。哈菲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熟背《可兰经》的人”。我去过伊朗的设拉子，那里有他的墓，到处都有非常漂亮的他的诗集，人们非常喜欢。到了他的墓地之后，翻开诗集，用手指翻开一页上的诗句，就象占卜一样，可以预言你的吉凶祸福。哈菲兹最反对的就是宗教的极端性、狭隘性与排他性。他写的诗太多了。其中有这样一首：“当我从清真寺来到酒肆，不要恣意指责，说教之辞太枯燥，何不畅饮这陈年酒浆。心儿啊！假若明天象今天这样欢乐，生活该多么有意义，多么令人向往。”下面这首诗里他说得就更厉害了，如果我到了伊朗，我都不敢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已知道如此之多，我无法再把自己称作，一个基督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或犹太教徒”。他又写道“我与每一座教堂，每一座清真寺 ，每一座庙宇，和所有的神殿相爱。因为我知道，在这些地方，人们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同一个神”。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宗教，大家都向善，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翻译这些诗的是北京大学的一批学者，当然还有其他地方的专家学者，也包括文化部的专家。这些诗都放在《波斯文库》里。当年江泽民同志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哈塔米一起在《波斯文库》上签了名，祝贺汉语译本的出版。在这里我也无意推销酒类，我也没有得到伊犁特曲或茅台酒的委托，来当形象代言人。我只是说，古代的穆斯林大知识分子，他们的头脑很开放，什么都敢说。其实，维吾尔人的头脑也非常开放。正是南疆的维吾尔朋友告诉我“阿訇说什么你要学，阿訇做什么，你不要学。”我们不是看不起阿訇，阿訇也是人，他也有这样的不太清真的情形，他也要玩（tamaxa）, 他有时候也想喝一点sim sim sui(仙泉水，这里是指酒)。

所以新疆的维吾尔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后，把宗教与这块土地结合起来了，它是一个世俗的宗教，不是一个神权的宗教。什么叫神权的宗教，对不起，西藏有一点，那里有这样一种教派，就是把全部的家当，财产、土地、房屋都卖掉，然后一步磕一个头，一路磕头到拉萨，到布达拉宫。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到达那里之后，磕完最后一个头，趴在那里，死掉。这是神权社会。我们新疆是世俗社会，是一个热爱现实生活的社会。刚才说到伊犁，那里的哈萨克族人最喜欢开维族人的玩笑了，管他们叫“做买卖的”。他们告诉我，维族人一天不做买卖就难受，回去把左边口袋里的东西卖给右边口袋，这就是世俗生活。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放开头脑，可以像古代的哈菲兹一样。刚才我说到的莪默•伽亚谟他是历官，掌握日历，哪一天开斋，哪天封斋，哪天宰羊，哪天做什么，他对这样的律例太清楚了，但是他们都有这样开放的、人间性的，接受各种不同事物的思想。

以上这就是我与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现代化焦虑不但维吾尔族有，汉族也有

下面我与大家讨论第二个问题：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现代化已经是一个常用的词，但是中华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境遇很特殊。中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在几千年以前已经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相当精致的文化，这一个中原文化，东面、南面都是大海，当时的中国人没有到海的对面去看看都有些什么的探索开拓的思想，而认为那里就是海。北面、西面、西南面就是少数民族，而显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没有中原文化那样发达。这样就养成中原文化的一种骄傲、沉醉和一种自我欣赏，乃至于一种盲目的自大与自信，认为周围地区的文化都是不发达的，甚至于也没有民族与国家的观念。过去说的国，是诸侯国家，天下就是整个中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近的近一千年里，两个朝代都不是汉族人做皇帝。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但是一些过去离中原远一点的这些民族 ，这些同胞，他们来当了皇帝后，整个民族都融汇到汉族文化中去了。所以汉族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过怀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文化会被别的文化吃掉。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突然发现还有那么强大的文明，有那样强大的武器，你那些刀枪剑戟、那些土炮根本无法相比。在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里，清朝的人看到英国的军舰以后，他们的反应是“大清国的克星到了”。先是林则徐抗争，打不过人家，皇上又派自己的弟弟去讲和，那个英国的舰队司令参观了关天培以身殉国的虎门炮台。关天培是非常勇敢的，在与英国舰队的战斗中受了重伤，还在指挥战斗。那个英国人看了炮台后问，这就是你们的海防炮吗？说是。他说你们这全都是垃圾！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焦虑。我们的文化，在欧美的强势文化面前有灭亡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说得比毛泽东还煽情，还严重。孙中山是怎么谈中国文化的处境的？他说中国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要亡，人种要灭。他还说，当时中国的处境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欧洲人预备了刀和案板，中国就是那条鱼，那块肉，只等人家宰割了。

辛亥革命以后，大革命胜利前夕，清末最有名的学者王国维自杀了。他懂英文，懂德语，他最喜欢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他为什么自杀？因为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像他这样深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所熏陶的人，看到中华文化面临这样巨大的危险，没有了活路。这是陈寅恪对他的分析。

清末时候还有个著名的学者严复，他是留学英国回来的，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他是个达尔文主义者。他的译本翻译得非常漂亮，以至于文革当中，全国已经不出版什么书了，毛主席提出来，你们印一些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吧。严复将这本书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就是希望中国要自强，《天演论》讲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万物都为生存而竞争，在竞争中胜利了，就是被上天选中，可以继续存在，如果失败了，这个物种就要被淘汰。但他在中国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他非常痛苦，最后吸食鸦片而死。这样先进、文明的一个人，他失望地死了。

所以到五四的时候，出现了各种非常激烈的言论。用胡适的话就是“我们事事不如人”，吴稚晖的说法是“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左翼人士也一样，鲁迅劝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钱玄同更激烈，建议废除汉字汉语。我在想，这样中国人该说什么话呢？改成说英文？一见面Hi！他更为激烈的说法是“人过四十一律枪毙”。因为中国人很保守、很封闭，坏习惯很多，上完厕所不洗手，当然维吾尔人不这样，还有随地吐痰等，我不多说了。内地，中原地区，汉族地区，为了现代化，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泪，有多少人发疯，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人杀人。因为处于两难的境地，坚守，就是看着中国的文化积贫积弱，不堪一击，任凭西方国家今天在这里宰一刀，明天在那宰一刀。如果积极地学习西方的东西，又怕把自己的东西丢了，自己的文化灭亡了。那时有激烈的想法是要把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汉字都取消了，汉字那么难写，拼音文字多省事。这样的痛苦说明什么？就是一个古老的文化，面对现代化的时候，有一种焦虑，有一种紧张，有一种不安，有一种尴尬，有一种两难。

直到1978年12月举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当然在文革的后期，一次人代会上，周恩来总理已经得了重病，在别人代他念的报告稿中，就已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问题。真正开始现代化的步伐，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840年到1978年，经过了138年，从十一届三中会之后又过了36年，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确实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有目共睹，无可辩驳，完全都不能想像，包括新疆。我在新疆16年，那时在新疆想买一瓶啤酒都非常困难，乌鲁木齐买过两次。出行pikup（小车）,那得多大的官才能坐啊。现在的生产力有了空前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会带来一些变化，都会面临一些挑战。从文化的观点上，你会觉得现代化会让人们付出一定的代价。文化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每天都在积累。什么都是文化，现在我在这里讲课也是文化，我们用的投影、麦克风、电脑、手机、MP3、录音机，都是文化。我们每天读的书，得到的信息，每天都在积累。但是我们更要看到文化的另一面，文化每天都在消失。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6年，我1979年离开新疆到现在已经35年，当然，我离开之后又不断地到新疆去，今年我已经去了两次，去年也去了两次。新疆的文化就在不断变化，既在不断积累，也在不断地失去。我非常欣赏新疆的一个风景就是水磨。新疆的一些河渠水量很大，水磨很多。尤其是伊犁，看水磨的多数是俄罗斯族的。水磨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用电多方便。像用驴拉磨，就更少了，有粉碎机，有粮食加工厂，都用电了。甚至于有人告诉我，有些地方连坎土曼都不会用了。我一听大吃一惊。我喜欢说我是抡坎土曼的人，坎土曼是新疆农民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但是现在各种工具也在发生变化 ，我在我的小说《这边风景》里面专门描写了打钐镰。我不知道现在的人还会不会打钐镰，应该不会像过去那么多，现在机械化了。过去用钐镰打苜蓿，一打一大片，很好看。我在别的地区很少看到有用钐镰的。这个钐镰有很高的文学意义，在《安娜•卡列尼娜》当中，描写到小说的主角之一，农奴主列文与农奴一起打钐镰的情形，而且还有一张插图。很多东西都在变化，很多说法都在变化。过去一讲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全国一盘棋，全世界一盘棋。全世界是一个市场，不是两个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我们维吾尔语的地位也感到受到威胁。你考大学，不会汉语你考得上吗？你考公务员，不会汉语你考得上吗？你到口里做生意，你不会汉语行吗？你不但要学汉语，你还得学英语。现在口里地区的人都是拼了命在学英语，有的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现在政策有调整，不让从幼儿园学了，我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面对这样一个连接起来的大的市场，我们的产业结构也会受到大的挑战。比如说伊犁，过去有几种手工业很好，如做靴子。但是现在也有变化，我说得不对了请你们帮助补充。他们做靴子没有温州人做得好啊，没有温州人可以大量生产的经验。还有伊犁的坎土曼帽子也是这样。很多传统的产业正在重组或正在发生变化。原来和田有苏州援建的丝绸厂，听说也已经没有了。所以说，所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文化来说，第一你得到了一些新的，第二，你失去了一些旧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的各族人民能不能搭上现代化的快车就成了关键。如果说精通商品经济的日本人来了，美国人来了，土耳其人来了，国内的温州人来了，上海人来了，香港人来了，那么我们仅仅靠我们过去从左口袋向右口袋卖这个莫合烟、杏干或别的什么的经验，能不能搭上这列快车？所以，在文化上，现代化会带来很多问题，会使有的人感到被劫，感到恐惧，至少感到不习惯。这种新的问题如果又被境外的，被现代化甩下来的这么一批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变态、充满了仇恨、绝望的人所煽动，那我们的文化该怎么办？本来我们是一种tamaxa的文化，结果变成了一种报仇雪恨的文化，我们本来是兄弟姐妹的文化，变成一种恐怖的，或者是一种黑暗的，阴暗的文化。

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拒绝现代化，不管现代化会带来什么陌生的东西，不管现代化使我们产生哪些不安，拒绝现代化我们就被世界边缘化了，被国家边缘化了，拒绝现代化我们就永远贫穷落后愚昧下去，就是自绝于地球，自绝于时代，自绝于未来。

同时，正是在现代化的快车上，我们要注意保护与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自己的特色，否则就是自绝于祖宗，自绝于人民。尤其是新疆，尤其是南疆，那里有许多文化名城，珍贵文物。我希望包括内地的援疆工作人员，好好学习新疆的传统文化，并且致力于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不可发生建设中破坏传统的事情。

所以我有这样的看法，除了暴恐分子，中央有中央的对策与办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使新疆的各族人民搭上现代化的这辆快车。只有在这辆现代化的快车上，新疆各族人民才能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一切利好，享受到对生活有利的东西，对人民有利的东西，我们也才有强大的实力来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中国现在文化上比过去自信得多？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对外上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发达国家都追着中国，要在中国建立文化中心，叫互设文化中心。我们当时的政策就是一个也不能设！你设了文化中心，就会对我进行和平演变，我又没钱上你那里去设文化中心，我演变不了你。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全世界很多国家设立了文化中心，据说现在已经开业的就已经有16个。我们除了设立文化中心，还不惜拿出很多钱来，在很多地方设立孔子学院。体现出来的就是实力不一样了，信心也不一样了。现在相反，我们设立了很漂亮的文化中心，而那些曾经追着要在中国设立文化中心的国家却没钱，没能在中国设立文化中心。现在北京设立的外国的文化中心有一些，有的还给我发邮件，比如说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德国的哥德学院，总共已经有7个，但我们在外面设立的已经有16个。你只有在现代化中有所成功，有所发展，才能减少你的文化焦虑，文化不安与文化变态。

最近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高兴，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年轻人库尔班江，他是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他在那里工作得也非常优秀。他在全国采访了110多个从新疆来的，在口里各地打拼的，多半是成功人士，也有正在���拼，还不那么成功的。有带着孩子在读研究生的，开餐馆的，卖羊肉串的，大部分是在内地在现代化的大潮当中相当成功的来自新疆的各族同胞。其中有一个美女，现在是阿里巴巴的高管，收入与威信都很高。在他们的身上让人看到的是光明，不是黑暗，不是仇恨，不是焦虑，不是不安，不是尴尬，不是痛苦。因为他们乘上了现代化这趟列车。现代化不是万无一失的，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现代化使你离自己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远，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由于现代化，你有了实力，你可以回过头来做大量的保护、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比如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文艺团体都投向市场，但是一些体现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如京剧、昆曲，一些地方戏曲团体，国家都有一定的投资，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以帮助他们能够发展起来，新疆也不例外。我几次去新疆乌鲁木齐团结路，我们家以前就住在团结路附近的十四中学里面。在团结路那里现在就有自治区的木卡姆艺术团，正是在现代化、改革开放的高潮中，木卡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成立了木卡姆艺术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我知道最少已经有两次十二木卡姆的演出，其中最少有一次是由刘云山亲自请来的，表演了刀郎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所以我们不能把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对立起来，我们要追求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好地来保护、弘扬、继承、珍惜我们的传统文化。用拒绝现代化的方法，你是保护不了自己的民族传统的。拒绝现代化的结果，只能是民族的衰微与灭亡。

这种焦虑不但维吾尔族有，哈萨克族有，汉族也有。在拒绝现代化的前提下，你的文化更混不下去。汉族历史上有热烈鼓吹传统文化的，如北京大学的辜鸿铭，一直梳着长辫子，他不剪。几乎所有欧洲的语言他都会，他把胡适都镇住了。一次别人向他介绍说这是胡适先生，是在北大教西洋哲学史的。他就问人家，你的拉丁语怎么样啊？胡适说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你连拉丁语都不会敢教西洋哲学史？！这把胡适给镇住了，无话可说。辜鸿铭在伦敦看《泰吾士》报，他倒着看。两个当地小青年看见了就说这个猪尾巴，连字是正是倒都不知道，他买报干什么。辜鸿铭回过头来，用标准的牛津音说，你们英语太简单，正着看是对我智力的污辱。倒着这么瞭几眼，几分钟你们国家那点破事我全知道了，还用正着看吗？吓得那两个伦敦青年落慌而逃。他还挑战英国文化：你们英国文化好，好个屁，中国文化才好。中国文化为什么好？一个男人可以娶5个老婆。你这是男女不平等！怎么不平等了？一个茶壶可以配5个茶碗，哪有一个茶碗配5个茶壶的。但是依靠这样的人，中国文化能发达吗？他是怪杰，是中国的天才，但是他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不可能有很多的贡献。恰恰是在急剧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保护了多少文物，什么时候保护文物有改革开放以来保护得多？我们出了多少的典籍！我们国家财政部有专门的拨款，永乐大典在出版，中华文化大典在出版，二十四史出了多少版本，包括我们新疆维吾尔文和汉语的维吾尔族的典籍我们出了多少！我知道的《福乐智慧》最少有两个新的版本，《突厥语大词典》我们也出版了。现在新疆文库正在出版，今年4月我去出席了新疆文库发行的活动，文库要出维吾尔文、汉文、哈萨克文、蒙古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等6种语言的版本。古代汉唐对西域的各种记录，各种的描写，还有外国的，斯文.赫定、巴尔得、伯希和、斯坦因，美国人、瑞典人，过去去过新疆的外国人对新疆的各种考察各种记录都包括在文库里。如果没有现代化，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想保持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做得到嘛？当然，现在中央也已经完全知道了这种情况。我看最近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文件里，也提到解决就业的问题。现代化会造成失业，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你原来的工厂办不下去了，倒闭了，等等。不管怎么样，我们得想办法跟上这辆现代化快车。我们党的工作也要深深地认识到，把边疆的各民族同胞拉到现代化这个高铁上来，是我们边疆稳定、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可以得到发展。我们可以保留原汁原味的，完全不变的东西。内地这种情况也非常多，五四时候就开始讨论，戏曲能不能用机关布景，也打灯光。有争论，有人现在还在坚持绝对不可以，还要与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王人美那个时候一样的布景，不加任何变化，这样做当然可以，你加一些新的变化，同样也可以。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是这样，要在现代化这个大潮当中，为民族文化的征集、保护、抢救、弘扬创造条件。绝对不能把现代化变成是民族文化对立的东西。

 

新疆的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

明年就是赛福鼎同志诞辰100周年，我还参加了中央批准的赛福鼎同志的文献纪录片拍摄工作。赛福鼎同志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最担心的就是新疆的少数民族变成一个落后的、边缘的民族，变成一个赶不上潮流，赶不上时代的民族。他非常的敏感。比如北京这边要培养一批女飞行员，他马上找中央，看能不能有维吾尔族的女孩可以参加培训。体育学校培养高水平的体育人才，他也非常关心。当我还在文化部上班的时候，他跟我多次说过，他希望用十二木卡姆的旋律来做交响乐。为这个事，我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前年，还是贾庆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时候，有一次国家交响乐团与新疆一起搞的十二木卡姆交响音乐会，基本上用西洋乐器，小提琴、大提琴、单簧管来演奏，还有钢琴协奏。贾庆林主席出席了音乐会。中央歌剧院还有以维吾尔故事创作的歌剧《热瓦甫恋歌》演出，有很多领导同志，赛福鼎同志的夫人阿依木也参加了。

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十几个新疆世居民族的文化加以保护，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这个过程中一定还会碰到一些苦恼一些困难，这些都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我也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到处呼吁。有一件事我非常感动，2010年，我的好朋友，维吾尔著名诗人铁衣甫江诞辰80周年时，新疆召开了纪念会议。张春贤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而且决定自治区每年拿出1000万来鼓励新疆各少数民族进行母语写作，帮助把这些作品翻译成汉语，说明中央、自治区各个方面正在重视新疆各民族的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在新疆生活工作了16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在新疆是最安全的，任何的人身迫害都没有。每每想起来，我都要说，我热爱新疆，我想念新疆，我感谢新疆各族人民。有一次，香港的电视台对我有一个关于新疆的采访，我说了一句话：新疆的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我说完这句话，我没想到，那个曾经在凤凰卫视工作过的杨锦麟先生及他带的一帮小丫头小小子，有抬机器的、打灯的、录音的，他们都流了眼泪。我本着对新疆的热爱，我认为发生的我不希望看到的那些事件，那是暂时的，是极少数。我爱新疆的各族人民，我相信新疆的各族人民一定能够赢得一个光明的美好的前途，我们一定要用光明来代替黑暗，一定要用智慧来代替愚蠢，我们一定要用开放来代替狭隘，一定要用现代化来代替无知、落后、贫困，那种自己把自己囚禁起来的生活。我已经越来越老了，我今年已经80岁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新疆的未来，新疆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