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党的成败得失

［英］吉登斯 著  高静宇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摘要：吉登斯在英国工党选举失败后，于2010年5月17日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新工党的兴衰》一文，总结了新工党执政13年的成败得失。

　　工党执政的时代结束了。今天，人们通常贬低工党在过去13年中的执政记录。即使是工党的支持者也倾向于认为工党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就。对于更激烈的批评者来说，新工党带来的不只是失望，还是一场灾难。工党严重侵犯了公民自由，背叛了左翼的理念，没有对不平等采取任何有效的举措，更糟糕的是，参与了不幸的伊拉克战争。新工党许诺一个新黎明的到来，但许多人感到被背叛了。我并不是不赞同这些批评。尽管人们能够强有力地为工党的许多核心政策进行辩护，但如果我们要有效地勾勒未来的路径，那么就需要对工党的政绩进行公允的评判。批判的现实基础就是把工党的执政期与大致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社民党的命运进行比较。

　　与其他国家的社民党，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民党相比，工党成功地执政了更长时间。如果考虑到工党以往百年来，甚至是其成立以来，从未连续执政两个完整任期，那么这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成就。与“新工党”一词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是其选举胜利的重要原因。“新工党”并不是一个用来掩盖政策空虚的空洞的新闻词汇。相反，从一开始，“新工党”就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为什么中左政治需要革新，并提出了清晰的政策议程。简言之，新工党坚持了左翼价值观——团结、减少不平等、保护弱者，以及相信政府在实现这些目标时的积极核心作用，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政策则必须急剧变革，因为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工党的大部分政策方案都来源于这种分析。政府与商业必须建立不同的关系，承认企业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和国家力量的局限性。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其如何广大和强大，能够控制市场：因此工党发动了“明虾鸡尾酒攻势”来获得城市的支持。服务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到来伴随着工人阶级的缩减，他们曾是工党基础的支撑。因此，为了赢得选举胜利，中左政党必须得到更广泛选民的关注，包括那些过去从未支持该党的选民。工党不再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托尼·布莱尔并不是人们所描述的工党传统主义者，但工党似乎在他那里找到了帮助推进这一目标的完美领导人。

　　在工党执政期间，工党的政策随时间而发展，但某些核心部分依然保持不变。然而，在全球化市场的背景下，经济繁荣不得不置于首要位置——它被视为有效社会政策的先决条件。欣欣向荣的经济将产生支持公共投资的资源，而不需要提高税率。工党试图与其先前的税收-支出的偏好决裂。“谨慎”是布朗担任首相后的惯用语。谨慎的经济管理能够为提高社会公正水平和增加福利开支创造必需的资源。在这些领域中，工党不得不与撒切尔夫人年代留下的灾难性遗产作斗争。英国的不平等在撒切尔时代比其他工业国家更加严重了。福利制度缺乏投资，已破烂不堪。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并相应地进行改革使这些投资变得更加灵活，以适合于创造就业和对委托人的需求更加负责，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指导性路线。工党不应该成为大政府的执政党，而是明智政府的执政党，不仅创造性地与市场互动，还要与市民社会互动。

　　新工党一个更重要的政策立场是，不允许任何问题成为右翼的“专属”——相反，工党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中左的解决方案。这种立场成为了批评者攻击的焦点，他们担心这种立场对公民自由的影响，但这一立场对工党的执政长短又至关重要。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他许多国家下台了，因为他们没能提出相似的立场。过去，左派试图回避，而不是直接面对有关犯罪、社会混乱、移民和文化认同等问题，好像市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是错误的或无关的。

　　这些关注似乎与新工党思想的另一个立场相距甚远——工党需要具有积极的外交政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内政和外交政策远比过去相互重叠得更多。例如，不断增加的移民数量反映了世界社会中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深刻鸿沟。英国并没有面对来自他国入侵的可见威胁，但必须准备好在广阔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

　　但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其大部分含义，而且只要存在着超越地方利益的全球人道主义需求，干涉主义就是一个必需的教义。跨国恐怖主义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已经比过去盛行的地方恐怖主义具有更大的威胁。

　　这些关注和政策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果？工党的纪录显然乱七八糟，但是我们很难否认，工党政府比其他中左政府在各自社会中更具影响力。我在这里简要总结一下。英国享有了十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并不像那些基于房产和信贷泡沫之上的增长那样被中断。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英国引入了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无论这些所采纳的政策存在何种问题和局限性，公共服务部门得到了大规模投资，并取得了重大改革的成功，包括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总体的经济不平等依然存在，尽管没有显著降低，但是，穷人的地位实际上获得了改善。减少儿童贫困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在经济衰退前，60万儿童已经脱离相对贫困。当用公共调配的标准来衡量时，被大部分人称为私人融资计划（PFI）的政策总体上发挥了作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在许多大城市，包括伦敦，市长可以通过选举产生，这一立法程序也取得了进展。北爱尔兰看起来也得到了持久的和平。整个英国的犯罪率显著下降，英国比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更富有成效地适应了不断增加的文化多样性。

　　对于一个通常被视为不自由的权威主义政党来说，它在相反的方向上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就。工党签署了《欧盟社会宪章》、《欧洲人权条约》，引入了《信息自由法案》，并支持同性恋的法定伴侣关系。英国社会比以前具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宽容度，工党的政策在这种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外交政策领域，海外援助增加了，超过了先前保守党政府所进行的海外援助。对波斯尼亚、科索沃的军事干涉以及塞拉利昂的行动被广泛认为取得了成功。只要布莱尔止步于此，那么他的名声就不会受损，而他不幸地决定在入侵伊拉克时成为布什的主要盟友，损害了他的名声。

　　工党还犯了其他一些影响深远的错误。工党执政早期对言论和媒体管理的实验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它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工党全部的关注是表述，而不是政策内容。布莱尔没有成功地让英国进一步融入欧盟，他与其他欧洲领导人的某些紧密关系，特别是与贝卢斯科尼的紧密关系，令人难以理解。当然，工党应该变得对商业友好，承认伦敦金融城对经济的重要性，但是其根本错误在于允许“明虾鸡尾酒”的攻势演变成对阿谀奉承的依赖，并把英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避税天堂。我并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即新工党仅仅是撒切尔主义的继续——布莱尔和布朗都是“撒切尔夫人的儿子”。工党的政策包括了在经济生活中政府进行广泛的干预，尽管主要是在供给一方。工党真正地关注提高社会公正，这一理念有别于撒切尔和约瑟夫（Keith Joseph），两者都遵循其导师弗里德曼的理念。然而，工党领导人应该更明确表明，承认市场的价值并不是完全屈从于市场价值。市场原教旨主义应该得到更明确的批判，并揭露其局限性。至于比例代表制和广泛的宪政改革，工党的确应该把它们当作原则事务，而非政治权宜的结果。

　　其他政党已不得不对新工党设置的日程作出回应。保守党现在支持同性恋权利，接受减少贫困的必要性，支持工党引入的《气候变化和能源法案》，将继续大部分工党进行的市场改革，不再与撒切尔的论断——“根本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沾边。在宣传“大社会”的理念时，保守党利用了布莱尔，也支持相同的社群主义传统。当然，执政后，保守党在这些方面会有所后退，但当时他们看起来十分真诚。

　　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它似乎突然中断了新工党发展的背景。一切突然一下子反了过来：凯恩斯主义和政府的经济干预回来了，我们不仅能够管制曾经如此全能的金融市场，而且必须这样做；严厉的开支削减占据了内政议程，这完全与新工党扩大社会投资政策的基础相反；财政紧缩政策停止了大规模举债和巨大的累进债务；先前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对世界金融交易的征税，现在已经提上日程；毕竟，增加富人的税率是可能的；所有的主要政党都在谈论回归积极的工业政策和复兴制造业；工党直到执政后期才提出的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风险问题现在成为了主流政治讨论的核心；多年来处于阴影之下的计划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样新工党死了，是时候摒弃这一名称本身了。但是工党所应对的某些核心的社会和经济潮流依然存在，而其政策框架的重要部分依然具有意义。在不断变化的政治领域，其中电子媒体和网络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工党未来依然需要吸引主流、富裕的选民。减少金融部门对经济的主导，鼓励制造业的复兴，特别是在降低碳排放和提高能源安全的领域，实现这些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英国将继续是一种后工业的经济，以服务和知识为基础的行业占主导。福利改革将一如既往地庞大，即使如此，有效的开支将仍然是优先选择。在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方面维持进步的政策而又不失去对选民的吸引力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样，在公民自由与反抗来自国际恐怖主义真正威胁之间找到恰当平衡的问题也依旧存在。凯恩斯再次流行起来，但是并不能回到几十年前所实践的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保留并加强市场产生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同时把这些品质转变成长期的和社会偏好的目标。

　　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并创造一套崭新的政策。工党下台后的关键问题将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内争论，这一问题困扰了大部分的政党，特别是选举失败后的左翼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起点应该是重新界定公共领域的作用。公共领域既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国家，可以用作重建市场和国家的平台。对这一问题的摸索似乎出现在金融危机之后，工党试图在政治讨论中重新引入互助主义的思想。这些最初的努力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用于构建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并相应地提出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成熟方案。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