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张清俐 吴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日第628期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至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期，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始终。作为一门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科学，史学记录着人类、民族、国家及社会发展的演变，探索着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更为文明的提升提供着借鉴与参考。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问题，有学者表示，在这些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深入研究的社会问题中，其实都存在着深刻的史学知识体系建构与演进规律。

 “述往事，思来者”

研究历史与其说是面对过去，不如说是立足现在、面对未来，即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在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晓律看来，这句话道出了史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现实关怀，及不同时代赋予这一群体的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表示，历史研究从“过去”出发，“向后看”，但从本质上却是关注“现实”，更清醒地“向前看”。

对于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并成说，在更长的时间段上、以更广阔的视域，来认识和分析这些内容，无疑对正确处理这些复杂问题具有更多益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李并成多年来对河西走廊沙漠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对该地域4700多平方公里内沙漠化区域的历史考察，李并成不仅对沙漠化发生的时代、导致沙漠化的自然原因和人为因素作了深入剖析，弄清了绿洲演变的真实过程，而且为今天河西地区的防沙治沙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实有益的历史借鉴。

 “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影响了一代代、一批批的史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厉声追溯说，“千百年来，尤其在民族、国家危难之际，立足现实，运用历史教益、学术知识来研究、思辨和回应时代问题，一直是有为学者的担当。”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

在历史中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涉及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受访学者表示，这种划分更多的是出于功能的区分和管理的需要，实际上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多是对研究成果的‘目的属性’而言的，更多体现在研究目的、资料来源、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其他并没有根本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大龙解释道。

于沛表示，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所谓“应用”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话，同时也不存在完全脱离“应用”意义的基础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曲阜师范大学日前举行的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李国强就表示，南海问题需要研究者增强使命感与责任感，夯实理论基础，发掘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基础文献资料，使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服务于学术研究，彰显我国南海主权证据的完整性和说服性，并密切配合我国海洋维权和外交工作的实际需要，完成一批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报告。

厉声表示，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边疆史地研究为例，围绕国家边疆稳定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现实问题，国家设立了许多重大项目，充分体现了作为史学研究分支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方面的有机结合，更展现了我国历史研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与历史学研究者肩负的时代使命与责任。

自觉坚持唯物史观

当今的时代，为史学工作者发挥才华、贡献智慧提供了难得的际遇。于沛认为，研究者应自觉坚持唯物史观立场，把平凡的研究工作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门严谨求是的学科，史学研究必须发出正义的声音，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过去。如面对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中国史学界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戳穿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谎言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历史证据。有学者表示，相关研究成果从学术上解决了中日两国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争论，有力地反驳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论。

 “就目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来说，为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服务是其宗旨，从事边疆历史研究的学者只有围绕这一宗旨开展研究，其成果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体现。”李大龙表示，出自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适合解释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形成具有中国学术个性的理论体系非常重要。

对于学术研究应如何服务于现实需要，李大龙认为，要将自身研究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谐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而在这方面，历史中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此外，应充分发挥公众史学功能，服务于当代社会建设”。

于沛表示，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其责任和使命是关注时代主题，服务大局。史学理论及相关研究扎实创新，有助于深化对人类历史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