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赎罪之路

吕晗子

文章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3期。

　　力推修宪，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政府的一系列右翼激进行为再一次激怒了亚洲邻国,日本回避历史、篡改教材、拒绝反思的一贯行径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与此同时，德国在战犯清理上的果决态度，再一次被奉为“浪子回头”的经典教材。其实，这位欧洲浪子对于“回头”问题也曾反复纠结过，为了衬托日本，德国的赎罪之路被想象得过于平坦。

曾有逃避责任的机会

　　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冬，许多人说这是上帝对德国的惩罚。那一年，德国婴儿的死亡率高达16%。艰难的生存现状使德国无暇顾及清算他人，遑论清算同类。他们无力阻止美苏英法让德国再次沦为一个没有国家主权的“区域”，也接受了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的审判以及对德意志民族性的批判。对现实的筋疲力尽，使大多数德国人对于黑暗的历史选择了沉默不言。饱受创伤的德国人更愿意将他们的精力放在“活下去”的问题上：男人因为买不起香烟而跟在外国人身后捡烟头，姑娘也和“敌军”士兵私相授受以换取干粮和日用品。

　　战后人才凋零的国家机器不可能将所有纳粹党人清除出去。毕竟，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这些业务老手的帮助。德国民众甚至曾经公开要求赦免1920年之后出生的纳粹。出于对重建现实和冷战战略的考虑，盟军也同意了。1951年又公布了“131法案”，除了盖世太保和已经被定义为“主要罪犯”的纳粹以外，文职纳粹均可重新入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甚至批准战后首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释放德国高级将领曼斯泰因。阿登纳本人对纳粹并无好感，但他对德国复苏的需求，远比清算、救赎、翻老账来得迫切。二战后的几年，德国曾经像日本一样，有回避历史逃避责任的机会。然而，历史的洪流，各方的压力，终于还是推着德国走上赎罪之路。

盟军不肯善罢甘休

　　首当其冲，为德国定下基本原则的，自然是敌人和对手——盟军。盟军的头把交椅美国对于德国没有半分宽容的迹象。起初，盟军主帅艾森豪威尔主导编撰了《德国军政府手册》，美国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也提交过一份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方案，在德国的问题上他们主张从宽处理。但一战后的“十四点计划”已经让美国人知道了宽恕德国的代价，不能再像威尔逊总统那么天真、宽容和乌托邦。罗斯福总统自然拒绝走前任的老路，他偏向严惩德国。作为严惩方案的坚决拥护者，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甚至扬言，如果不在经济上对德国进行彻底的打压，那么德国将重走老路，不久后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摩根索对德国的态度充满了民族审判的意味，他甚至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德意志人的本质特点，因为大部分德意志人都参与了纳粹暴政，因此，应该无情地惩罚所有的德意志人”。无论拆除工厂也好，改变德国产业结构也罢，最重要的都是将德国从一个工业国变成农业国。对于一个领土本就不算辽阔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意味着德国将无缘再次成为“大国”的可能性。制裁可谓斩草除根。尽管最终摩根索计划并未完全实施，但这多少也代表了美国当时的反德情绪。

　　苏联更是对德国恨之入骨，二战夺去了2600万苏联人的性命，直接的经济损失就在7000亿卢布以上。更不用说战争毁坏的数以万计的城镇、村庄。苏联较为繁荣和发达的西部地区在二战时与德军正面较量，更是损失惨重，百废待兴。此时的苏联人对待德国，与其说是被仇恨冲昏了大脑，还不如说是战后迫切的经济需要。苏联急需占用德国的工业资源和人才，以缓解自身经济和民生上的双重打击。65000公里的铁路因为战争遭到破坏，32000个工厂化为废墟。这些无一不成为苏联战后狮子大开口的理由。

　　相较之下，英国人考虑到自身利益，并未对德国过分苛刻，主张给德国人留条活路，不要逼得对方狗急跳墙。用丘吉尔的话说“我们不是为了同这样的民族过不去而打仗的”。信奉权力制衡的英国认为欧洲的平衡会因为德国的失声遭到破坏，但他们却从民族性上否定了德意志。英国人期待着用本国的民主为普鲁士遗留下来的军国主义洗脑。他们坚信英国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民主，让英国式的民主“在不同的国土上开花结果、焕发青春”才是和平的长久之计。

　　比之前三位，德国的老对头法国的制裁方针更狠。戴高乐甚至扬言“为了使法国的复兴成为可能，必须消除日耳曼主义的侵略势力……不许可再次建立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帝国……这是防止德国危险势力再起的首要条件……假使日耳曼民族的每一州可以独立存在，各州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处理自己的利益，就很可能避免这样组成的联邦走上奴役的道路。”简言之，法国人要让几百年来德意志人的统一梦想全部归零，重新打散成一群小邦国。

　　在众多迫使德国人面对过去的压力中，最直接的莫过于著名的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来之不易，因为日后瓜分德国的四个国家中，有两个都不赞成国际军事法庭的构想。英国人认为，策划发动二战本来就已经是无需量刑的死刑。在二战的创伤面前，英国人放弃了自己悠久的法治传统，宁愿以复仇的快感取而代之。苏联的想法更为极端，提出要活埋党卫军。按照苏联人的最初设想，纳粹制服都已经成为一种原罪，所有穿着纳粹制服的人都该死。作为二战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苏联人甚至戏谑地提出要将纳粹统统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力。而另一位日后加入瓜分德国行列的国家——法国，当时尚没有任何发言的余地。在一片讨伐声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依然保持着胜利者的理性，严词拒绝以任何私下了断的方式处决战犯。杰克逊认为，“如果战胜者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换言之，未经审判的了断，是另一种形式的屠杀，战胜国也将因此丧失正义性。他的坚持创造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应运而生。期间，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纳粹的罪行也随之公之于众。

　　在强大盟国的轮番轰炸中，德国想要完全回避甚至篡改黑暗的历史几乎不可能。他的敌人们作为胜利者站在审判者的角度，让这个昔日的刽子手无处遁形。

　　日本虽然也经历了东京审判，但美国出于自身远东战略的考虑，刻意保护日本，而最主要的受害方中国，处于百业凋零的状态，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清算日本，使日本侥幸逃避。

新生代逼父辈道歉

　　除了敌人，最大的压力便是来自于德国的新一代。必须要承认的是，德意志是一个执着和勇敢的民族，两次战败将国内最后一点民粹主义击打得粉碎，理性思潮占了上峰。对于二战善后的工作，德国尽管效率不高，却从未停止。更为人称道的是，即便是在冷战那样一个对德国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下，他们也没有篡改历史。他们会巧妙规避，但绝不抵赖。

　　1963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就是这样一个执着与勇敢的产物。据说德国人为了这次审判准备了将近10年，法庭参阅了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了19个国家的359个证人到庭提供证词。又一说起诉书长达17000页，审判材料汇编成88卷。以上数字尽管在各大资料上略有出入，但审判规模空前已可见一斑。

　　整个审判前前后后持续了将近两年，媒体全程追踪。当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些对人类罪恶的历史是强加给新一代的羞辱。更有人将这次审判和1968年的学生运动联系到一起。因为正是审判时揭露的真相成为下一代清算上一代的动因。尽管随着事态的发展，这次学生运动慢慢变成一场激进的丧失理性的“弑父”举动，但学生运动对于彻底清算纳粹确实产生了积极作用。

　　勃兰特1970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一跪，与其说是做给外国人看，不如说是对国内一波波社会运动做出的表态。从此，德国抛弃了回避历史的态度，转而走向对纳粹的彻底清算。值得一提的是，勃兰特本人曾经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他的举动并不背叛他的信仰，却能帮助德国去掉身上的红字。正如许多当时的媒体所评价的那样：勃兰特跪下了，而德国站起来了。

　　社会变故激发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蒂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1965年1月公开提出对纳粹战犯延长追诉期。这使得联邦政府想在追诉期上做文章的可能性化为乌有，连最后一点躲闪责任的可能性也不再具备。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政府最终取消对二战战犯的追诉时效，除了压力，联邦政府也考虑到了对民族自信心的影响。正如当时的一位议员所言，“谈到民族荣誉这一概念我要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谋杀犯的民族……”这次争论之后，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被延长至1969年。

　　时至今日，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依然不忘一再重申，德国纳粹犯下的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如今，为纳粹罪行赎罪，已经成为了德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立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