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出声明，要求报考他的学生“另投名师”，向社会表明其“拒招”的态度。包教授之所以如此行事，原于浙江大学近来制定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中的某些规定。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研究生导师招生，要提供“助研经费”。

具体执行办法，是将学科门类分为三类：一类是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二类是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理学、农学、医药学(除临床医学外)；三类是工学和临床医学。而导师的出资标准则按照以上的划分确定不同数额，在第一类中，导师招一名硕士研究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300元，招一名博士生，每年要向校方缴纳1200元；在第二类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00元和3000元；如果是第三类，要缴纳的费用会更高，分别是1200元和4800元。

该校一位教授表示，文科的课题经费相对少得多，文科一个课题几万元算大课题了，这项新政策一旦真的实施起来，导师非倒贴不可。到时真当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此项规定的用意究竟是何，我们先放下不表。单就其产生的结果可以看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公布了该院200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这个名单比往年少了很多，甚至达不到原本公布的招生目录上的数额。

人文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正所谓“板凳甘做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字空”。特别是一些基础学科，它往往解决的不是现实的社会问题，有时候甚至和现实社会是隔绝的，因此无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用市场、就业率等指标衡量它的发展显然不够公平。反观浙江大学所谓的改革，其实背后的潜台词很清楚，能拉倒科研项目、找到钱，就大发展；拉不到项目、找不到钱的专业和教授就自生自灭。将自然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赤裸裸地运用于大学学科发展之上，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国大学真正缺乏的不是钱，特别是泱泱浙大买一个校园动辄几十个亿，建一个新校区更是动辄用地数千亩，她当然不缺每个研究生几百块的“助研经费”。她最缺的是人文精神，人文学科的研究指向人类的内心，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基础，浙江大学有关“助研经费”的思路与视角，其实恰恰是大学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人文精神没落的写照。

杨福家感慨地说：“一流的管理人能用一流的人才，二流的管理人只能用三流的人才。大学成功与否，就看人的优劣！”浙大的管理者大概不屑听一听下面的故事：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叫安德鲁·怀尔斯的教授于1985年升任正教授后就消失了，8年没有发表任何论文。普林斯顿没有因为他坐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降他的工资，不给其研究经费。终于经过埋头苦干、潜心研究，安德鲁终于在1993年6月回到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向几百位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宣布他成功解开了“费马大定理”这困扰数学界长达360年的大难题。

如果安德鲁·怀尔斯时刻要想着为学生找“助研经费”，想着拉课题找热钱，也不知道他几时能解决360年解决不了的科学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