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八股一下，我得承认，李银河是个了不起的学者。她许多主张性权利的观点搞得一堆土人们以为天要塌下来了，找了不少棍子去撑，结果天没有塌下来，土人们就觉得自己撑得好。这种喜剧时时上演，让人看得开心，这是聪明人活着的福利之一。所谓启蒙，就是聪明人耍着笨人玩，耍得多了，笨的人也变聪明了，启蒙就完成了。一个学者，做到李银河这个份上，不至于死掉，又能让笨人抓狂，一上网就想先上她的BLOG骂人，我觉得是相当有成就感的事情。

可惜的是，李银河2月25日在她的BLOG上发表了《我为什么不是英雄》，为她早些时候决定收声辩护，其中有些意思，她半年多来反复提到，“自从我在性权利问题上发表了一些观点之后，人们都变得过于激动。使我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不是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够撼动的。有时候，你觉得你是为他争权利，是为他好，他却认为你是要害他。所以不止一个人跟我提起鲁迅的血馒头——一个烈士被砍头，围观者麻木不仁，还要去沾他的血，用血馒头给孩子治肺痨。”这里面所谓的“为他争权利，为他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常见的幻觉，当萨特那样万人拥戴的社会代言人，或者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哲人王，成为知识分子追逐权力的替代品(当然，这不意味着李银河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大众不鼓掌喝彩就是不知好歹的愚民。

一个人无论恐惧什么，从怕掉脑袋到怕领导、怕扣奖金，从而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选择。你把我弄去打一顿，说以后再也不许写评论了，我敢保证，你只要打半顿我就从了。谁也没资格逼人当烈士，这是对的，问题是，并没有谁逼着李银河，或者当下这些做学问的、写文章的人“为他争权利，为他好”；你“为他争权利，为他好”，是自愿的，谁也不欠你。柏杨在晚年功成名就后出的传记里，非常诚实地承认写作动机“不外乎是为了名利”，写文章能出名，有稿费，有社会地位，满足人的成就感；如果早知道会写入牢狱，被刑讯得满地打滚，最后家破人亡，柏杨非常人性地说，那肯定早就不写了。柏杨什么样的狠话没写过？什么样的苦头没吃过？晚年气定神闲写传记，把自己塑造成圣人、英雄、超人，从来只“为他人争权利，为他人好”，也许没多少读者会觉得过分，可是他偏偏老实地认定谁也不欠他的。

李银河不欠大众的，所以她没有持续发声的义务，她怕领导不高兴从而放弃比较敏感的学术课题，不能因为这点指责她。但是李银河也该知道，大众并不欠她，把自己收声的原因归于大众的冷漠，可能找错了债务人。从快乐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做学问写文章的人没必要搞得满脸委屈与痛苦，自己的观点表述完了，就去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别写了几个字，从青年到老年，都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厢情愿地让世人欠他赎罪的大人情。谁也不欠谁的，谁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烈士不停地死，人血馒头还是被当成治肺痨的灵药，这不是大众的可鄙，反而说明两点，一是烈士的作为不够，二是中医始终没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