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

彭希哲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文摘》2012年第4期

摘自《社会科学报》，2012.7.26. ①

　　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不是人口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中国人口的长期态势，一个是长期的持续的低增长状态；另一个则包括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巨量人口流动，加速的老龄化趋势，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凸显等多个结构性因素，要判断人口对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的长期影响，这些因素都要考虑。

　　城市化与户籍制度改革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不管是拉动内需还是产业升级换代，城市化都是最主要的源泉。经济产业转型和户籍制度改革将主导未来城市化进程。过去20年的户籍制度改革总的来说有两种办法，一是把同一城市中农村人口全部变成城市居民，二是城市设置一定的门槛，把一部分外来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这两种办法的基本前提，都是在保持现有户籍制度所涵盖的各种福利的基础上，把能够享受这种福利的人群范围扩大，实际上都是将农村人口“城市化”，并没有真正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希望解决的根本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实际情况是国家希望城市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把大量在这个地方打工的外来人口固定在当地，来实现当地的“城市化”。如果没有配合其他相关生产要素配置的改革，这是很危险的政策。比如东莞，官方统计人口800多万(实际上是 1000万)，东莞户籍人口是 100 多万，将近 700 万人都是外来人口，它的产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现在如果东莞按照“腾龙换鸟”的想法把小企业赶出去，产业转型之后变成高新技术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个时候再把 6百万外来人口全部变成东莞居民将是非常危险的公共政策，即便是一半留下一半流失都没办法解决。产业转型调整之后就业岗位随之流失，没有办法启动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即使是北京人，跑到上海来还是外来人口，在上海还是享受不到本地户籍人口所享受的各种福利。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真正能够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人口的自由迁徙，但现在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强化户籍的福利权利，而是尽快地把户籍上涵盖的各种权利福利分解掉。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根据具体贡献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根据户籍才能享受公共服务。因此，要把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提供区分开来，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也要区分开来。

　　　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有人怀疑，没有人口政策可能不会有老龄化，但实际上没有人口政策也有老龄化，原因很简单，一是出生率降低，二是寿命越来越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口政策使得老龄化的速度加快了，使得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比如劳动力短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 40%的人口是0-14岁的年轻人，现在只有16.6%-17%，同时，中老年人在上升。幸运的是，在中国面临巨量的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时候，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创造了巨大的吸收劳动力的机会和能力，同时中国二元结构使得沿海地区能够长期维持低工资对农民工的使用，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过去我们一直担心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这些企业会离开中国，到印度、越南去，后来发现走得企业并不多。吸引投资的不仅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有物流成本、政策法治环境，以及产业集群，等等。现在看来，印度还并不具备和中国竞争的条件，中国的劣势只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其他地方可能比印度好得多。但是，这些条件在未来5-10年中可能会发生变化，等印度的其他要素配置成本下降，劳动力成本继续保持很低水平的时候，就会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到时候，中国将可能在低端的劳动力竞争方面拼不过印度和越南，高端劳动力拼不过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最多还有10年左右时间，到2020年前后如果制度创新、经济转型、城市化进程、老龄化应对等还没有调整好，中国将危机重重。

　　目前的“民工荒”，一方面是过去20年中国出生人数减少，造成现在新增年轻劳动力供应总量的绝对减少，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每年几百万的农村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心理预期不是做农民工，而是做白领，这使得中国低端劳动力供给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造成“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劳动力人口的中位年龄越来越高，年轻劳动力的供给越来越短缺。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弥补劳动力供应总量不足的缺陷，但是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教育和整个制度的变迁，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这种结构的变化会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转型，通过创新和升级换代让中国经济摆脱劳动密集型的状态。但是，这需要巨大的制度变化，要真正利用好这部分资源。改革开放使得几亿低端劳动力被吸收到就业市场，而我们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每年将近7百万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性别比失衡与独生子女问题

　　一个是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剩男问题”。到2020年，整个中国社会将有2-3千万的适婚男性过剩。当然还有剩女问题，但剩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剩男则主要是被动发生的，是绝对的“过剩”，这部分剩男会造成严重的婚姻挤压。这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的贫困男性身上，他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的挑战。未来性工作者会不会越来越多，同性恋会不会越来越多，跨国婚姻和相关的迁移会不会越来越多，不结婚的穷人男性的消费模式需求模式如何，会对整个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是独生子女的心理模式、行为模式问题。现在有1亿多城市独生子女，还有4千万农村独生子女，这个群体有着不同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交往方式和处事风格。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人，生命周期、创造力和就业模式跟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现在中国的“80后”、“90后”生活大多比较安逸，他们缺少发展、创新、就业、吃苦的意愿和能力。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出现，在美国和欧洲更是如此。经常可以看到，现在的创业者更多地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而80年代和90年代的年轻人不愿意创业，更愿意做公务员，做白领。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未来人口对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关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