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货币超发惹的祸

梅新育 

来源于：《人民论坛》 2010年第34期

 GDP和货币供给直接比较是“关公战秦琼”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一番发言把“货币超发”问题推向了公众舆论的前台，一时间“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的说法沸沸扬扬。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义，中国货币供给量有3个层次的衡量指标：

    M0=流通中现金；狭义货币供给M1=M0+活期存款=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广义货币供给M2=M1+准货币=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它存款。

    所谓“货币超发”，指的是广义货币供给M2超过GDP。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货币超发，由于货币供给增幅持续高于GDP增幅，货币超发现象近年来与日俱增。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GDP总量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多出了27.1万亿元。目前的趋势显示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还在进一步加大。据央行数据，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69.64万亿元，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为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近42.774万亿元。“货币超发”论者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超发的货币引发通货膨胀。

    在美日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全球性货币洪灾、通货膨胀压力与日俱增的今天，“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诚不足为奇；然而，上述论述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甚至存在基础性讹误。GDP是流量数据，即衡量的是一段时期内产出的规模；货币供给是存量数据，衡量的是某一时点的货币规模；将作为流量数据的GDP和作为存量数据的货币供给直接比较，颇有“关公战秦琼”的意味。

“货币超发”不过是金融资本膨胀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从更广大的时空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膨胀有着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深刻必然性，目前舆论热炒的所谓“货币超发”不过是金融资本膨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在通过产业资本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并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显示出自己的“自治”，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甚至逐渐迫使后者接受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在这里，马克思已经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资本的潜在优势，而在列宁和希法亭（二十世纪前期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时代，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已成现实。

    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雷蒙德·戈德史密斯考察了35个国家近200年的金融发展实绩，梳理、分析了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总结出12条现代金融发展的规律，第一条就是认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的增长快于经济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因而一国的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呈现不断上升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绝对规模和金融相关率的演变进一步验证了戈德史密斯的论断。

    倘若说戈德史密斯的论断与迄今各国金融发展历程有何重大出入，那就是戈德史密斯显然大大低估了金融资本的增长潜力。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时代的局限，或许是置身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缘故，戈德史密斯头脑里无法彻底清除贵金属本位货币制度的深刻烙印，也难以想象日后金融创新的发展。他根据历史经验断言，金融相关率达到100%—150%时便将趋向稳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相关率多在70%—100%之间。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货币制度的发展彻底摆脱了贵金属本位的束缚，完全信用货币本位使金融资本步入更为广阔的扩张空间，金融创新、金融资产多样化更使其如虎添翼。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金融相关率便突破了戈德史密斯所宣称的理论上限；到90年代中期，由于非上市私人企业利润率下降，其所有者因而抽出资本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债券，以此分享上市公司较高的利润率，金融资产膨胀得到了新的动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金融相关率都突破了300%的大关；到2001年，全世界金融相关率（根据股票市值、债券、银行资产总和计算）高达484.2%，其中欧盟15国为651.9%，美国、日本等其它主要西方国家都超过500%，亚洲新兴市场为301.2%。即使是处于金融压制状态长达几十年的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一旦启动便显示出了强大的动能，1980年代末金融相关率便达到了200%。

“货币超发”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

中国的某些特点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货币供给和金融资产增速超越GDP增速。一方面是整个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许多原来不投入市场的投入和产出要投入市场，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是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从1990年代以来连续贸易顺差近20年，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货币投放有较大的被动性。但只要我们能够创造足够的金融工具吸纳增发的货币，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实施提高准备金率、利率等措施，“货币超发”就不至于对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实际的威胁。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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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激辩物价走势

 物价将经历一个慢涨的过程

    随着消费的复苏，我国经济增长将会走出一个由低向高变化的轨迹，但目前供过于求的供求关系不会因需求的改变而改变，而再现供不应求的格局则需要较长时间，因为目前潜在的产能仍很高。比较高的经济增速和比较低的价格将在未来保持较长时间，在宏观经济景气度提高的背景下，物价将经历一个慢涨的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

 物价上涨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今年10月份CPI上涨4.4%，实际上主要是食品推动，10月份食品价格上涨10.1%。食品价格推动因素中很重要的是鲜菜价格环比上涨，但是鲜菜价格不会持续上涨，因为鲜菜的供给周期很短，鲜菜的供给能力会很容易提高，它的价格相对来讲不会持续高涨。实际上从供求角度来讲，CPI不存在明显上涨推动力。（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中国需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信贷和政府投资的拉动。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的情况下，控制通胀不应优先于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通胀压力。二者共同从成本端推高价格。在这种局面下，加息不仅难以遏制通胀，还会让面临成本上升压力的企业雪上加霜。因此，中国当前也应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同时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