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是进步的基础 

宋圭武 

文章来源于：《福州晚报》 2011年06月20日

  　　对社会发展而言，提倡包容，意义是深远的。从理论方面看，提倡包容的意义有两个方面。

　　首先，包容提供了一种丰富，而丰富是增加人民幸福度的有效途径。单调是厌倦的前提，而丰富是幸福的基础。由于丰富，也就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选择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也就有助于克服效用的边际递减。其次，由于包容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就为进步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包容有助于催生更多更好的思想和建议，也有助于改善执政者的政策选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思想，执政者未必就是神，样样事都会考虑得很周全。提倡包容对执政者有利，对社会有利。所以说，在国家发展中，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都把好的想法说出来，这既有利于缓解个人的压抑，也有利于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

　　从实践方面看，提倡包容，积极意义也是巨大的。历史上，凡是提倡包容的年代，社会总是繁荣的。唐朝的繁荣就与唐朝的包容密切相关。唐朝是各民族融和的王朝，中央王朝对外国人，对国内各民族，都很包容。历史学家向达指出，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唐朝的功臣李光弼是契丹后裔，政要李正已是高丽人，更有不少阿拉伯人、朝鲜人、日本人等等，来唐做官，或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其中有些人，与唐朝官员、知识分子——包括著名诗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长安人口“不啻百万”，据近代学者研究，长安城里的外国人（主要是指西域胡人）超过万人。当时长安城东的一位老者，曾感慨地说：“今京师与北胡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在长安城内，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中、外宗教，一起风行；胡乐、胡舞、胡食、胡药，已与中国文化水**融。

　　在中国近代史上，北大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从而造就了北大精神，这精神直接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提供了基础，也为中国文明的新开启打开了一扇窗户。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使新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也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在国外，西方近代文明的开启与包容也是密切相关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法术和神秘学也构成了当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在科学和伪科学的斗争中，科学最终取得了胜利，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新时代。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提倡包容，但并不意味要提倡纵容，纵容并不是包容。包容是容许多元化，而纵容却是对恶的放纵。包容是有正义的一种体现，而纵容，则是没有正义的表现。包容导致双赢，而纵容最终导致“囚徒困境”。

　　如何实现包容而不至于纵容？一是包容要建立的秩序的基础上。没有秩序，包容就没有稳定的环境，包容就是恶的泛滥，最终包容就没有了包容。二是包容要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正义是包容的根基，自由是包容的枝叶。只有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自由才会枝繁叶茂，自由之花才会鲜艳无比。三是包容要建立的公开的基础上。公开是实现公正的基础。在公开的基础上，阴谋就会大大减少，生活就会阳光普照，苍蝇蚊子也就没有了藏身之地。

　　（作者系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