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强国富民治学精神

王道勇

原文载于：《学习时报》，2013年11月25日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有关费孝通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费孝通本人有《师承读书治学》一书专作介绍，费孝通的弟子也先后发表过不少个人的感想和解读。只是这两年讲的人少了。以史为镜，可正衣冠。在当今这个阅读日益表面化、著述日益短平快的时代，再次旧话重提，借此引起我们这些后来的读书人和治学者进行一些反思。

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身上都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即读书治学绝非仅仅陶冶情操、自娱自乐，而是为国为民。结合费孝通和他身边亲人、学生的回忆和记录，可以看到，费孝通用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强国富民”这一治学精神。

与鲁迅先生一样，费孝通原来上的是医学预科，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严酷现实使他意识到：“学好医学只能治一人之病，学好社会学才能治万人之病，治社会之病。”为此，费孝通改学社会学，希望借此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梦。也正是基于强国这个理想，费孝通和其他同时代的中国精英一样，心怀报国为民大志去“向西方寻求真理”。解放前的1948年，因触怒国民政府正在英国避难的费孝通接到伦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邀请，但他不为所动毅然回国。在1952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和1957年被打成“五大右派”之一以后，费孝通当泥瓦匠、做过炊事员，但他从来没有对新中国、对学术丧失信心，仍然坚持研究民族问题和学术译介，如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统稿完成了《世界史纲》这部巨著的编译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年逾七旬的他更是争分夺秒全力忘我工作。正是由于心怀报国之志，费孝通的言行与论著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他身上强烈地体现了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经世致用精神。

与强国相并存，富民也是费孝通读书和治学的直接目标。在1990年费孝通的80岁生日宴会上，有人问他一生中干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就是志在富民。他以诗明志：“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解放以前，他关心旧社会乡村工业发展问题，写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等名著，是志在富民，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解放后，他关心民生，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调查研究，提出苏南模式和其他区域发展模式，也是志在富民；晚年他希望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让富民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更是在精神层面实现富民目标的集中体现。

为了实现强国富民这一治学精神，经过他自己、学生和其他后辈学者共同的总结，费孝通形成了一整套的读书治学方法，这就是至今仍然为读书人所津津乐道的治学“四勤”法。

一是脚勤。脚勤这个词就是他从英文jogging创译而来，他于1982年写《脚勤》一文。他说：“无论搞自然科学的，还是搞社会科学的，都要深入实际，这样，才能使理论真正对社会有用！”事实上，他终身践行这一理念。解放前的1935年夏，刚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即将留英学习的费孝通，就与新婚爱人王同惠结伴赴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考察。当时国内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还非常罕见，后来的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和玛格丽特米德等人当时也刚刚在南太平洋群岛等地进行各自的田野工作。但不幸的是，费孝通在山中误踏陷阱，新婚刚100多天的夫人王同惠女士在求援的路上遇难。而改革开放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费孝通20多年间每年有1/3时间均在途中，在当时交通条件还不发达的背景下，费孝通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次回访江村。2001年，已经91岁的费孝通身患哮喘病，身体明显发胖行动不便，但他的足迹依然遍及上海、常州、深圳、沈阳、成都、兰州等十几个省市，历时180多天，让后来的人们为他的治学精神击节赞叹的同时，也都自叹弗如。

二是脑勤。行为因，论为果。费孝通一生脚勤所得回报极为丰厚，脚上的功夫都集中在脑中得到了汇集和升华。按费孝通自己的总结，他一生走过的路可以表达为：“江村经济―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同时，他一生的思想路径也可以表达为：“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行动与思想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他后来提出的乡村工业发展、差序格局、小城镇理论、文化自觉思想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法，是在汽车上、在马路边、在农户家中酝酿和逐步成形的，都是来自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思想结晶。他后来总结提炼的苏南模式，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提法，更是在理论界、政府和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是手勤。费孝通在《简述我一生的写作》一文里说：“我这一生一直在写文章。”此言非虚，费孝通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洋洋洒洒550万字的15卷文集，却蔚为壮观，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和学问。他的名著《江村经济》资料即收集于在家乡养伤期间，解放前他写就出版了100多万字的论著。可谓是，文思泉涌，滔滔大观，不可遏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费孝通“狂来笔力如牛弩”，写成了300多万字的文章。按费孝通的说法，他是“走一趟，写一篇”，每年冬季是他集中写作的时间，脚勤的他开始稍放慢脚步，把脑勤的成果通过双手呈现出来，他总结脚勤的心得，提出新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除了学术著作，费孝通业余还写作和出版了大量散文、随笔和诗歌。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谈到费孝通文章时，曾盛赞其“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

四是嘴勤。费孝通认为，“文为心声，读其文，闻其声而识其人矣”。在手勤的基础上，费孝通还勤于也勇于直接向国家、学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表达，希望借此直接实现强国富民的治学目标。1957年，费孝通写就了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较早地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提出了抗议，并因此恶运缠身23年，直至1980年，但他对此毫无怨言。改革开放以来，他成为一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更是借此平台为国为民大声疾呼，向国家建言献策。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上出过大力，他全力促成了小城镇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并在20世纪90年代在全国推行，他建议农民工可以“离土不离乡”，他强调国家要重视边区开发，他全力支持浦东开发，等等。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提出了苏南模式，直接影响了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地区发展模式的兴起；在1990年他又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与现在我们所说的长三角城市带、新丝绸之路等发展战略的出台都有直接的关联。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特别强调，小城镇建设，一定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否则可能无法解决人口过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病症。

费孝通一生的治学之路，可以用艾蕾斯在其《我的一生》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凡是我双脚踏过的地方盛开着芬芳的玫瑰。”2005年费孝通先生逝世后，曾有学术史研究者说：“费孝通的逝世，标志着20世纪完整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又完整受过英美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甚至有人哀叹说，过去那个时代的学者是“学贯中西”的，而后来的治学者国学功底不行，西学也没吃透，是“不吃东西”的半吊子文人。其实不用如此悲观。事实上，费孝通也曾多次在文中哀叹自己的国学功底远逊于老师潘光旦、吴文藻等人。时代的发展进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东西的流逝虽然可叹可惜，但只要我们能够继承那些在前代治学者血液中流淌着的文化基因，继承并宏扬费孝通“强国富民”的治学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声称：学术不死，中国读书人的本性依然在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