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让·梯若尔经济理论的启示

王雍君

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2014-10-23

【摘要】 让·梯若尔在经济学的几乎所有主要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激励理论、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被称为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领域。中国的改革完全可从梯若尔的睿智和创见中获益，而其中最具启发意义的大概莫过于有效激励理论。

【关键词】经济改革  激励机制   梯若尔  启示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诸多得主中，很少有谁如同2014年的得主让·梯若尔那样，在经济学的几乎所有主要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以至于被赞誉为天才般的经济学通才。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完全可从梯若尔的睿智和创见中获益，而其中最具启发意义者大概莫过于有效激励理论。

改革者要关注改革举措的激励效果

以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颁布为标志，中国正在启动以提升治理能力为战略目标的新一轮改革。改革包含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层次：制度改革、政策改革和监管改革，每个都触及到一个最深刻、最重要也最难解决的问题：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不良恰恰是中国最大的制度软肋、政策软肋和监管软肋。

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激励问题无处不在，并对人类行为及其结果产生深远影响。无论一个组织、一个政府、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就其内因而言，其兴衰存亡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制度、政策与监管的全部精髓，本质上也在于其激励的有效性。激励机制如此重要，以至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放言，经济学除去废话后，剩下的就是激励问题了。

任何特定的制度、政策和监督措施，都会使当事人面对特定的激励。这些激励要么促使他们从事对社会和组织有利，要么从事对社会和组织不利的事情。制度、政策和监管的失败，本质上就是激励机制的失败。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无论在制度、政策还是监管层面，改革者都必须直面棘手的激励问题：它们将产生怎样的激励效果？怎样通过改革激励机制来实现激励不相容到激励相容的转换？梯若尔的经济学理论与思想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要确保改革的成功，首先得对制度、政策和监督措施蕴含的激励机制进行梳理；在激励不相容的情况下，再好的制度、政策和监督也会失败。

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者在对改革方案进行“顶层设计”时，注重的是“要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很少关注打算推出的改革举措的激励含义，从而无法保证当事人按照改革者预期的行为方式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失败的风险依然很高。不妨看看梯若尔是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一难题的。

如何治理官商合谋

梯若尔在一系列相关论文（包括1992年撰写的名为“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中，与其同伴针对各类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合谋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阐明了合谋理论的基础框架并提出了著名的防范合谋原理。有趣的是，合谋问题虽然经常是引发制度失败、政策失败、监管失败和市场失灵的重要根源，但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文献很少将其纳入分析视野，更不用说有大的作为了。梯若尔将合谋问题研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弥补了主流经济学文献的不足和空白。

合谋导致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处在这样的社会和制度转型期国家，合谋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合谋不仅广泛存在于产业组织领域，也大量出现在政府等公共组织中。征税（比如税收专管员与纳税人之间的合谋）、政府采购、公共投资项目、预算拨款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等，都是合谋问题的高发区。

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十分庞大。国有经济中的官商合谋一直困扰着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管理。裙带关系、权力与资本的交易，最容易发生在国有企业。在官本位和权力压倒资本的社会中，私人企业如果没有公共官员的特殊庇护，通常很难发展和生存，这就使得合谋在私人部门中也成为常态。

中国各级政府补贴政策的失败和失效，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源于代理人合谋。今年审计署披露的审计报告显示，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对企业的各种补贴，而通过合谋套取和骗取的补贴十分惊人。这些合谋大致发生在政府部门、受补贴对象和中介，链条很长，十分复杂，不易察觉。规模巨大的现金式惠农补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合谋引发和加剧的不仅仅是政策失败，也有严重的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效率损失）。这些失灵和失败的后果都是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社会为之承受的代价随合谋范围、程度和持续性而递增。

发票管理中的合谋也很频繁。假发票的泛滥早已变异为一场国灾，不仅导致腐败和公款的流失，也败坏了许多中国人的诚信，而且严重抑制对国家和社会意义非凡的创新活动——真正的创新活动无法开具发票（因而拿不到钱）。在发票的战场上，猫与老鼠的游戏一直在进行，但这是一场看不到希望的游戏：由于可以预见的原因，“猫”从中胜出的概率太低了。在打击假发票方面，纳税人和社会支付的额外成本日益增加，但假发票越来越多了。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我们至少可从梯若尔的共谋原理中获得启迪。共谋原理的中心思想简明易懂：阻止代理人合谋和避免由此带来的组织效率损失，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委托人设计一组有效的激励安排，以使代理人的收益足以抵消参与共谋的收益。梯若尔证明了这样的机制总是存在的，重要的是必须努力去发现和设计它们。激励机制依然处于解决问题的中心：与其简单地打击合谋，很可有不如设计激励相容（激励当事人不去合谋）机制来得有效。

对中国政府改革的借鉴意义

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根源于不完全契约。由于人类事务本身的复杂性，设计完全契约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契约指签约方在其合约中，将预期的未来事项发生时各方的权利义务全部涵盖其中的契约。由于未来事项本质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的契约绝大多数都是不完全契约，即总有某些权利或义务不能涵盖于签署的契约中，这就为签约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空间。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防范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及其导致的失败，即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

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对不完全契约问题研究由来已久，但极富争议，更未形成逻辑一致的系统分析框架。在梯若尔于1999年发表“不完全契约：我们应持什么立场”的经典论文之前，主流经济学提出应对不完全契约的正统方法是产权-交易成本法：通过合理配置产权来消除不完全契约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药方基于如下认知，即源于不完全契约的高交易成本是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用内部交易而非市场交易来节制交易成本，这也是企业组织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广为人知的科思定理就表达了这方面的含义。

在中国，政府改革和政治改革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大主题，这个主题本质上与不完全契约问题密切相关。不完全契约问题在政府和商业组织中几乎同样严重。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财政契约和政治契约就是典型的不完全契约问题：财政和政治事务所固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意味着人民不可能通过社会契约巨细无遗地将权力授予政府，社会契约也不可能详细界定个人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总有某些权力和义务需要被裁量行使。政治家和官员因而获得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缺乏有效制衡、监管不透明的环境中，过度裁量极易损害和威胁公共利益。腐败和寻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正统理念通常在委托代理范式下得到表达。循此范式，正统理论认为不完全契约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因而不太可能在契约理论本身的框架内处理这个经典难题；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将裁量权限制在某个合理的限度。法治并不排斥裁量，但裁量权必须限定在合理范围和程度上。

梯若尔再次展现了激励机制的魅力。在与同伴合写的名为“不可预见的偶然性与不完全契约”一文中，梯若尔运用他擅长的机制设计理论，有力地证明了由不可预见的未来偶发事项造成的不完全契约，并非资源错配的根本障碍；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不只是建立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而是应致力设计可使契约变得更完善的激励相容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来矫正资源的错误配置；这种机制不仅可以有效消除不完全契约的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在契约理论的框架内得到设计，从而不必诉诸于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如何破解监管难题

在中国这样法治相对不健全的国家，政府规制和监管比许多发达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应用。新一轮改革中，许多行政规制被取消了，预计还会有更多规制会被取消。然而，规制与监管改革的棘手挑战并非规制和监管的最优数量，而是怎样的监管和规制才会更有效？这个问题必须置于信息不对称下加以考虑。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对各个行业和垄断企业的规制与监管，也因深受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困扰而少有出色成就。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垄断、政府（国有企业）垄断尤其严重，妨碍创新、损害效率与消费者利益的后果也更为严重。有效规制和监管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了解有关成本和技术等方面的关键信息。在这些信息不可知或不完全时，规制和监管失败的风险剧增。应对垄断的常规政策措施其实很简单：通过税收和罚款拿走垄断利润，或者阻止企业进行不当合并。这些都与规制、监管密切相连。

梯若尔的思路很独特：政府要做的是设计更好的、能够对厂商施加更有效激励的一系列生产合同，厂商可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从中做出选择：要么成本补偿较高的合同，要么选择成本补偿较高（同时允许更高的服务收费）；两种情况都可使企业削减成本变得相对容易，从而削弱依赖垄断获得巨额利润的内在激励。在这里，激励机制的作用依然清晰可见。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博导，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