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村庄”为立身之本

袁松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讲师）

原文载于：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华中村治研究的两经训练，尤其强调村庄经验，某种意义上，“村庄”揭示了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得以立身的根本。为何如此判断？个人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递进式地展开。

一、作为训练方式的村庄

村庄是经验研究中最为可行的操作单位，以村庄为田野进行能力训练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最小的、并且又相对完整的生活世界，超过这个单位的地域我们将难以通过直接经验加以整体把握，或者说，难以通过亲身经历与感性体验的方式加入到与不同研究对象的互动之中。而且在村庄中，农民的生产地点与生活地点是同一的，大家彼此之间较为熟悉，信息充分，这使得我们能够较为方便迅速地融入当地情境之中，相比之下，城市社区或工矿企业中调查的入场就较为困难，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寻找和约见访谈对象非常不易。

常年在村庄中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要形成经验质感，或者说，是要以长年累月的经验训练去洞察“实践的逻辑”，即社会行动具有总体性、时间性、意义性与模糊性的“实践感”。这种质感训练过程本身是对思维的规训，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与问题思考过程中，调查者能够逐渐形成从本土经验实践出发，进而总结提升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中检验的思维品质。这与从理论前提/假设出发，然后收集材料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思考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重在归纳，而后者重在演绎。然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逻辑推演本身产生不了任何新的东西，概念的自我繁殖并不能有效增进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因此，对于致力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青年学人来说，培养经验质感而不是仅仅在书斋中做智力游戏的经历就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经验质感的习得不可能仅仅靠在村庄中停驻足够长的时间，它必须经过无数次的思考才能逐渐感悟，少数天才式的人物也许可以通过足够的日常生活体验便可获知，但一个学术群体却不可能期待顿悟。而在训练的过程中，所谓朴素经验主义、“义和团倾向”、“反西方”、“反理论”的问题，低水平重复的问题都会出现，甚至是无法避免，因为研究者自身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在高强度的田野调查与思考中顾及和借鉴既有的庞大理论资源，使自己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学术脉络中进行准确定位。但是，这并不排斥一批年轻学人在思考中迸发出较为强烈而鲜明的问题意识，从大量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提炼出富有学术意涵和政策意义的话题，并且，在思维品质的训练上实现他们的成长。

二、作为认知对象的村庄

在最浅表的知识学层面上，“村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知对象而存在的，这个对象是有别于都市街区、有别于工厂企业、有别于现代生活场景的特殊地点，它承载着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庞杂现象和一系列问题，所以因之而进行学科及研究领域的划定与细分可以生产出更为专门的知识，以便适应人们认识愈加复杂的社会系统之需要。于是，农村社会学便成为一个不同于城市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消费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的独立阵地，同理，农村经济学、农村政治学等等在具体社会科学门类前冠以“农村”二字的分支学科也因为认知对象所在的特殊地点而分立出来。

社会科学是对社会与历史的理论建构，具有反身性的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系统具有无比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与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是对上述张力的一种调适与分工，尽管这种不甚“科学”的分工已在认识论上将浑然一体的研究客体肢解，除了少数“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之外，任何单一学科的理论产出都难以全面、综合地把握现实，而学科内部进一步的细分则将这种弊病继续推进，以至于具有动态性、多面性和多层次性的社会本质在无限细分的学科与规范清晰的概念中被固化和简单化了。

不过，倘若以“村庄”为认知对象和共同研究地点的诸多分支学科与专门领域的学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并经常性地深入交流，那么上述弊端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克服：多维的视野与广泛联系的诸多变量有利于突破某一领域中既有理论范式与思维框架的限制，让描述、分析和讨论容纳现实的复杂性，从而让灵动的理论建构更为逼近现实。此时，群体性的学术生产机制让已然割裂的面向和层次重新融合，使得一群资质普通的研究者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三、作为研究方法的村庄

村庄并不仅仅是有着时空界限��客体，还是一种十分必要的立场与方法，我们形象地将其称之为“主位视角”，以区别于从上往下看的“官话”与从外往内看的“译语”。它强调从厚重的实证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自身的事物，避免在认识论与价值观上按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构造中国，把中国经验当成一个有待改造的材料，使中国自身的经验丧失申诉的权利。

具体而言，以村庄为研究方法意味着在实践场域中细致地解剖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在一个个具有差异性的村庄中通过比较、分析与综合将超越具体地点的中国问题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来，使其得以纵深、开掘和阐释。以村庄为方法的优越性即在于它能够将所研究的特定问题展现得更为丰满和准确，让文本化的“词”更接近真实的“物”。举例来说，一些学者通过大量访谈上访户和搜集上访事件的资料进行信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民“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上访农民是“维权战士”、“民主斗士”，上访成为政治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向是要赋予农民个体以权利。我们不得不说，上述“维权范式”出现了对农村基层形势的误判，其对基层政权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信访制度的看法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与农民上访行为“弱政治性”与“非组织性”的现实明显不符。而其原因，则是研究方法的天然缺陷：一批特殊个案的材料脱离其生活世界而集中，案主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舆论氛围与社会互动被屏蔽起来。相比之下，若以村庄为方法，将上访个案放在乡村内部整体考察，则得出的结论是“基层治权的弱化导致农民上访的增多”，农民上访并非源于争取权利，而是在国家权力退出农村后向“父爱主义”的政权寻求帮助。

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对农田水利的研究，对农村纠纷的研究，对农地制度的研究，对农民自杀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以村庄内部实态为基础，将特定的中国问题置于整体语境之中，在厚重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和理论化，并以能否有效解释和恰切理解中国现实为标准在中观层次上不断对话和积累，渐渐形成了华中农村研究的本土化特色。

四、作为学术担当的村庄

农村研究是中国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又不仅限于此。事实上，一份艰巨的使命感已在一批学人的心头扎下根来，成为凝聚精神和激发行动的不绝动力。群体性地走出书斋，浸淫于田野，不仅可以在共同的调查、讨论与生活中生发友谊、形成团队，也会育成对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怀。这种“接地气”的研究方式有着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感知，对民众焦虑的切身体验，对制度实践的近距离审视，这有助于研究者在提问时形成有意义的“真问题”。而当我们有意识地以村庄为方法（而非对象）来延伸和拓展研究之时，片段式的微观经验便在寻求整体关联及与宏观理论的穿梭往复中去除了狭隘性。此时，村庄研究就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细小的学科领域，它已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研究得以成长的突破口。

 回顾历史，每当一个民族陷入迷茫的时段，即是思潮涌动、大师辈出的年代。今天又到了新的历史时代，全世界都处在严峻的困惑中，中国也不例外，不知道改革向何处去。所有既成的模式和方案（西方的/东方的，左翼的/右翼的、资本主义的/社民主义的……）都无法照搬，因为这些模式本身也处于危机之中。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理论抽绎所形成的声称具有普适性的经验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不可能继续这种模式，我们的人口、资源以及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这些起点因素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换句话说，我们要思考的是“往何处去，怎么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与西方经验有着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其经验可以参照，理论也可以利用，但只能作为参考。此时，身处村庄，站在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之处，从诸种现实因素的每一个细节处开始思考，逐步形成具有自我意识的本土社会科学体系，是生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当代知识分子之幸事！我们并不认为村庄能够代表中国，但村庄中的问题却是转型中国的最大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有自身的独立思考，而这种思考所立足的基础，正是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