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三大学派相互补益方可圆融周观

作者：郑起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8日第585期

　　【核心提示】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言，经济史学界存在三大学派，即历史学派、经济学派和社会学派。这三派各有千秋，如历史学派善于搜集史料，尤精于考据；经济学派具有较高的经济学素养，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实践有较深刻的了解；社会学派则掌握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较为重视对经济史的综合研究。经济史本是交叉学科，如能集此三家所长，就能推动学术研究走向繁荣。

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言，经济史学界存在三大学派，即历史学派、经济学派和社会学派。这三派各有千秋，如历史学派善于搜集史料，尤精于考据；经济学派具有较高的经济学素养，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实践有较深刻的了解；社会学派则掌握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较为重视对经济史的综合研究。经济史本是交叉学科，如能集此三家所长，就能推动学术研究走向繁荣。

　　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

　　历史学是讲究用史料说话的，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而且，史料是不能拿来就用的，需要加以考证，因此经济史研究更需要历史学的考据方法。如果对所用史料不加辨别，就可能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比如，有学者曾断言土布较洋布“温暖、耐穿”，“价廉、耐久”，而实际上土布有两种，即旧式土布和改良土布。旧式土布远没有机织布结实、美观，所以时论就有洋布较土布“颇甚耐久”的说法。而所谓比洋布“耐穿”、“耐久”的土布，实是改良土布。近代高阳、宝坻生产的正是这种土布。

　　还有学者为说明河北农民的贫困，写道：农民因为买不起镰刀，用手拔麦子。这又是皮相之谈。河北田地分粘土和沙土两种：粘土地上生长的麦子，拔起时很难去掉根上的泥土，所以只能用镰刀割，但沙土地上生长的麦子，很容易就能拔出来，在鞋底上一磕，沙土尽落，农民可以用麦根当柴火。手拔和镰割只是麦子收割的两种不同方式，与农民贫困程度没有什么关系。

　　经济学视角不可或缺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固然需要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但经济学的视角同样不可少。

　　有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粮食生产时，根据自己的论证提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固然，气候变暖会对粮食产量有影响，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不然难以解释这一时期灾荒频仍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但是，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只强调气候的作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甚至完全否认农业生产力的作用，是不是一叶障目呢？

　　只有既具有经济学视角，又具有经济学素养，才能正确解读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如有学者对由专业人员编制的1928年《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中的“河北省各县农民生活概况统计表”产生怀疑，认为“河北省1928年对各县农民生活的调查显示，无论占地多少，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半自耕农、佃农，都有不同程度的盈余；盈余占收入的比例，地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几乎都是耕地越多，比例越大，而佃农却出现相反现象，耕地越多，盈余比例越小，耕地越少，盈余比例越大。以上统计结果，恐不符合常理，难以为凭。”

　　从经济学角度看，佃农收入盈余受多种因素影响，最基本的因素应是土地肥沃程度。肥沃的土地租金较高，因而佃农不可能租到较多土地。租到较多土地者应分两类：一是“二地主”，租到土地后将土地转租，这种情况较少；另一种是贫苦佃农，其所租大多是贫瘠土地，本着边际效益递减法则，收入盈余不可能多，这才是造成佃农耕地越多，盈余比例越小，耕地越少，盈余比例越大的经济原因。

　　由此可见，研究近代农村经济，经济视角必不可少，探索隐藏在各种经济现象后面的经济原因，正是经济史研究目的所在。

　　“总体大于部分之和”

　　总体论应用于历史学领域，就是整体史观。总体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是“总体大于部分之和”，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仅用部分说明整体。全国经济情况多种多样，各地经济情况又千差万别，如近代华北不同县的农户年平均收入差距可达10倍以上，所以在研究区域农村经济时必须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总体论还告诉我们，“总体即各部分关系总和”，即说明在研究近代农村经济时，必须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如在研究近代农村经济时，应将农业、副业、税收、工资、价格等情况综合考虑，而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就副业谈副业。总体论的另一含义是“总体先于部分”。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时间上，因此整体史观更加注重长时段的研究。而在近代中国农村研究中不注意这一点就会发生误判。如有学者只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一些资料，就得出高阳织布业在抗战前走向衰落的结论，事实上恰恰是1932年以后的资料证明了高阳布业由衰落而复兴。

　　在进行农产品价格、劳动力工资定量研究时更要注重长时段研究，因为价格和工资可能在短时段内涨跌明显，而在长时段里则表现得相当平稳。其短时段的涨跌更可能是长时段涨跌后的报复性反弹或回归。它并不能说明长时段价格或工资的发展趋势。

　　有学者在研究价格和工资时，或者把基期定在高点上，以说明此后下降的严重程度；或者把基期定在低点上，以说明此后上升的激烈程度，这两者都是不妥的，应该把基期定在平缓时期，这样才能正确说明价格和工资的长期发展趋势。

　　总之，在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派、经济学派、社会学派三派都有存在的必要，且都有互相学习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发展，促进经济史研究的繁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