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阎学通教授商榷
文化实力的作用不可替代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在《环球时报》刊发的“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一文（见本报1419期11版，以下简称“阎文”），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见本报1429期11版“别把文化实力狭隘化”一文），这非常有利于推动国内学术界对“软实力”的探讨，笔者也愿意加入这一行列，并提出某些不同看法，以求教于阎学通教授。
“阎文”关于软实力的总体逻辑是：软实力不等于文化实力，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政治实力的核心是战略信誉，所以，增强软实力就是要提高政治实力，而提高政治实力的重点又应该放在战略信誉上。
从逻辑上看，“阎文”不失严密。但是，证明其逻辑的材料是否与常识相符呢？这正是“阎文”的软肋。
例一，为了论证政治实力优先论和文化实力无用论的观点，“阎文”举例说，“如果把农民种地的能力比作政治实力，其科技知识就是文化实力。有了科技知识，农民能提高产量，但没有知识也能种地。只有科技知识而不会种地的人，是种不出粮食的。”
例二，“阎文”认为，苏联的文化实力在1991年远大于1951年，国家却崩溃了，说明文化实力的无效性。
例三，“阎文”认为，中国文化实力削弱期间，其软实力并没有削弱多少。如中国在文革时期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中国在1978年的文化实力与文革后期几乎相当，但国家的软实力却没有明显削弱。
对此，笔者感到甚为困惑。本文从基本常识入手，说明文化实力在软实力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笔者以前插过队，当过农民，对种地略知一二。“阎文”说农民没有知识也能种地，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农民不是生来就会种地的，他有一个学习知识的过程。这些知识有些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有些是前人传授的，所涉及的科学知识，包括节气、土壤、施肥、灌溉、储存等，因此，会种地本身意味着掌握了一定的科技知识。
笔者也学习过苏联历史，根据实际情况，笔者并不认为苏联的文化实力在1991年远大于1951年。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理解文化实力的问题。文化实力不是一国文化产品的简单叠加，而是指一国的文化吸引力及其影响力。按照这个标准看，苏联文化实力在1951年远大于1991年，主要体现在：1）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面旗子，曾经吸引了世界上千百万的劳动者。2）苏俄文艺的吸引力。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等文化大师的优秀作品在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广大“粉丝”。3）俄罗斯语言的吸引力。上世纪五十年代俄语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英语，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领导人大部分熟悉俄语。但在1991年，上述这些苏联文化吸引力几乎消失了。这也许可以成为解读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至于“阎文”暗示，在文革期间，虽然我国文化实力严重削弱，但软实力照样得到发展，这个说法与当时的历史也有出入。十年文革严重摧毁了我国文化实力，大批文艺界人士含冤去世，大批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人民思想受到极左路线的控制，国际形象非常负面，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虽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良好，但是，总体上我国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1978年是关键年，中国政府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使得我国的文化实力比文革后期具有本质性的提高。一是恢复了基本人权和人性的尊严。大批知识分子和老干部获得平反，大批有才华的青年通过公平的竞争进入高校，大批农民获得生产自主权，等等。二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创造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第三，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本身就是文化实力提高的结果。没有人民思想大解放，没有我国文化实力的本质性提高，改革开放政策不可能实现。这才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软实力逐步提升的开始。
文化实力也渗透于硬力量中
阎教授批评了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定义。他认为，奈没有把软实力区分为文化实力和政治实力，并误导人们把软实力等同于文化实力。而在“阎文”看来，没有文化实力，软实力依然存在，而没有政治实力，软实力就不会存在。这个说法有失公允。实际上，奈并没有将软实力等同于文化实力，而是有三层含义：一是文化吸引力。二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三是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可见，奈是把软实力理解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所谓“文化力等同于软实力”的命题本身是不存在的，倒是“阎文”把文化实力同政治实力或其他实力割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文化实力不仅渗透于软实力的其他形式，成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且也渗透于硬力量。即使在军事这个硬力量体现最为明显的领域，我们也看到了文化实力的关键作用。毛泽东讲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从诸葛亮、刘伯温到朱德、毛泽东，都是熟读中国文化经典、精通《六韬》、《孙子兵法》、《奇门遁甲》等兵书的大学者。在现代化战争中，科技力量的发挥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如果我们的将士只有政治信条，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能掌握高科技武器的使用，如何能保卫我们的疆土呢？
有战略信誉，缺文化实力
“阎文”在理解软实力时出现了“唯政治实力”倾向，并把提高战略信誉作为增强政治实力的主要方面，对此，笔者也不敢苟同。
什么是战略信誉？“阎文”把战略信誉置于软力量的首要地位的做法是否妥当？根据“阎文”的解释，战略信誉是其他国家对一国执行其所宣示的政策的可靠性的判断。“战略信誉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国相信某国有决心履行其所宣示的政策，不会欺骗；二是他国相信某国有能力实现所宣示的政策，不会失败。”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建国近六十年来的外交实践证明，我国领导人是相当重视战略信誉的，我国从来不缺战略信誉。中国政府多次重申，中国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美国已经领教够了。历届美国政府正是慑于中国的战略信誉，因而不敢在台湾问题上造次。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1972年实现尼克松访华，这也是中国战略信誉的体现。上世纪末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双方结束了两国长期交恶的历史，顺利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的战略信誉。中国的战略信誉不是靠一时建立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渊源在于我国外交长期实践以及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所谓软实力的本质就是指国家的对外吸引力、劝说能力，其源头是文化、价值观和具有正统性（即合法性）的政策。有时候，软实力是指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即排除单边的、强制性的和直接的方法，去逼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看，战略信誉是否作为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值得商榷。战略信誉的建立，有时是以果断地使用军事经济实力等硬力量为基础的。战略信誉存在价值判断。如果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的战略信誉，是一种好的战略信誉；而以战争和掠夺为目的的战略信誉，却是一种坏的战略信誉，两者必须有所区别。然而，即使好的战略信誉也必须以文化实力为支撑，并由文化实力中的价值功能所决定。总之，仅仅重视战略信誉提高而忽视文化实力的建设，是不可能在整体上提高我国的软实力。
回顾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我国虽然积累了很高的战略信誉，但其文化影响力却有待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战略信誉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断链，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坚守战略信誉。例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国仍然坚持向苏联还债。然而，同时期的我国文化实力却出现严重断链，特别是十年文革，其灾难性的影响迄今难以消除。它使中国给国际社会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商业道德缺乏、人文素质滑坡、基本价值观缺失、对环境和动物不爱惜等负面形象。因此，虽然我们一直坚持战略信誉，但由于忽视了文化实力建设，我们国家的整体形象是失分的，从而给“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种局面如果不加以改变，和谐社会内政与和谐世界外交的目标就可能要落空。
为此，我们要重视软实力特别是文化实力的建设，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让世界感到出现在它面前的，不是一个时刻摆弄肌肉与意志的巨人，而是一个充满仁爱、智慧、礼貌、豁达、平和以及有着理想追求和崇高境界的文明大国。
（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