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学术传统与时代使命

彭卫民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8日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有赖于将具备时代感、民族精神与历史使命的思想话语刊刻于经典，又凭借后来者对经典的不断解读、提炼，进一步巩固人类集体的智慧。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可见我们所亟待建构的思想话语与学术体系，除了要回归经典之外，还需要接上时代的地气。

　　学术史乃是人类将思想贯穿于整个历史空间，并经由特定时代将思想加以改造，进而推动学术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学术史的两个基本逻辑表现在：其一，思想的传播者并不只是生活在他所处的时代，“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礼记·儒行》）。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书写一段古今不间断对话的学术史；其二，思想的传播取决于时代赋予的使命，任何学术事业以及经由学术所沉淀的思想都要根基于相应的时代，只有从时代出发，才能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寻求一种永续的平衡。

　　但并不是说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应该有清晰的界限。因为人类心智的成熟以及对文明的改造，必须同时建立在知识和德性的基础之上。不管是西方传统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都十分强调从心灵到自然世界是一种连贯的、同质化的过程，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明而道生”（《文心雕龙·原道》），实际上很好地归纳了学术传承与思想创造的内涵。换言之，所有有关于学术与思想的讨论，更趋近于在梳理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历史并不能简单定义为人类认识“由名物和制度堆砌而成的世界”的过程，而哲学也不可能脱离“事实”去阐释它所界定的“概念”。没有人可以摆脱经典与传统，而通过闭门造车的方法去发挥所谓的义理；世界上也不存在毫无任何思想、不具备任何意识导向的学术文本，除非它们只是残存下来的一堆废纸。这也就决定了思想与学术的基本逻辑进路，必须直面我们的传统和我们身处的时代。

　　如果说西方的思想史在历经城邦、教会、契约的千年历史后，才渐次凸显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意志，那么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自一开始便注重对人的关怀。传统的知识体系既致力于通过思想净化人们的心灵，又时刻提倡学术要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改造；知识人被赋予了“仰观吐曜，俯察含章”的胸襟，既要求立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又赋予他们推动时代向更高文明迈进的使命感；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在“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之间相互调适、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辩证成长、在“立德”、“立功”、“立言”之间循序渐进的学术体系，促使知识分子时刻不在将思想的光芒照亮后来者的道路。在以经籍为系统的学术传统中，知识本身就是心灵的标杆与改造世界观的良药，如清代学者程廷祚所言，“以希圣希贤为本，欲求进于是，为穷经近之”；那些借由厚重学术沉淀而产生的思想又横亘时代，指导立身制行以及伦常日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百家争鸣”、“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等学术范式的争辩，这些看似在剥离思想与学术的大讨论，却是在建构起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学术传统，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史进路的纷争，毋宁理解为古人在面对纷繁的思想世界与“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的知识体系时，寻求改造自身进而改造人类世界的一种巧妙平衡。

　　如果说传统赋予了学术史以厚重的人文底蕴，那么时代的精神便承担着促使人们依其固有的价值观勾勒学术的基本轨迹，并载之典籍而流传广远的角色。古往今来，人们总是有赖于将具备时代感、民族精神与历史使命的思想话语刊刻于经典，又凭借后来者对经典的不断解读、提炼，进一步巩固人类集体的智慧。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可见我们所亟待建构的思想话语与学术体系，除了要回归经典之外，还需要接上时代的地气。从这个层面来看，时代的意义更像是对旨趣各异的学术与五花八门的思想进行甄别的手段：那些致力于传承经典又充分立足时代本身的学术，造就了一座又一座思想富矿，也为后世的发展提供永续的进路，是一种“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的术业；而那些目光短浅、为一己之荣辱得失、或为他人歌功颂德的学术，必将为历史抛弃、遗忘。

　　今天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利益链与过度的资本化使得我们的心灵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渴望听到思想的“木铎金声”。但奇怪的是，在扭曲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人们的学术生产又多数变得快餐化、车间化，更多的是“著书只为稻粱谋”。显然，这是因为在智识上我们缺乏对经典与传统的关注，仍旧持有将“国故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的心态，同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真正的需求一片茫然，无从在喧嚣、芜杂的物质世界中辨别时代的呼喊声。

　　不过我们必须感到庆幸的是，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我们既需要全面总结和继承先人赐予我们的伟大学术传统，也亟待建立起足以支撑未来几百年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体系，因此只有从历史与时代本身出发来标记我们在人类学术史上的坐标。时代的进步，端赖思想与学术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而这又需要做到过去与现在进行不间断的对话，须知我们的学术志业从来没有超越前人，而我们的思想世界也并不比前人更丰富，只有重新联结在学术史上被我们割裂的链条，敬畏并关注经典，理解并回归现实，诚如曾国藩所说，君子须树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的危机感以及“民胞物与、内圣外王”的时代感，我们的学术与思想才会在传统与时代作用下展露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