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逻辑关联的进一步阐述

邱方明

早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中央已经明确了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基调。之后政府出台的投资、振兴产业等经济措施有效减轻了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促使经济快速实现企稳回升。保增长是经济危机背景下的首要目标，不能保增长就难以解决就业等一系列事关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问题，扩内需和调结构相对而言是手段，这是最直观的一种解读。厉以宁先前撰文指出，经济迟早要回升，关键是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把结构调好调优。这样来看，调结构本身也是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保增长的压力源于出口大幅降低，但是出口量主要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尤其是出要进口国家的经济形势。中国的主要进口国家恰恰是经济危机重灾区，保增长的重担必然转向投资和消费。消费是一个中间变量，最终要靠提高购买力，或者是增加收入，或者是降低物价，或者是收入增幅高过物价涨幅。从全国来看，虽然没有通货膨胀，但物价总体没有下跌，尤其是房价基本稳定，有的城市还有回升；从全国来看，农民工收入总体水平是下降的，企业职工工资总体水平是下降的，在其它人群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从全国来看，购买力总体水平应当是下降的。当然，提高购买力与实际消费毕竟不同，例如家电下乡、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尽管没有提高现时购买力，但可能刺激即期消费。有的地方免费发放消费券，是直接提高购买力的有效手段，但是不可持续。既然出口和消费都没有大的提高，经济依然企稳回升，原因只能是投资大幅提升。

2008年4季度，政府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提振经济，其中铁路、公路、城乡电网等基础设施投资占45%，灾后重建投资占25%，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占9%，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占7%，固定资产总投资比例超过80%，有经济学家测算，如果固定资产投资保持25%的增长速度，GDP保持10%的增速，那么不到3年，投资支出将占GDP的100%，即社会没有消费，全部是投资，这样的经济体显然是不可能的。经过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政府向社会征求意见，2009年3月份，4万亿元投资做了微调，基础设施建设比例下调至38%，社会事业投资提高至4%。我国投资支出比例本来就是可获得数据的全球峰值，新一轮投资计划使投资消费结构益趋失衡。而且投资本身存在结构问题，由于以重大工程项目和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垄断性行业企业吸纳大量投资资金，占GDP近70%的民营经济投资不足。国家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已经全部出台并已批复，这对缓解产业低靡、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进而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产业振兴必定引发新增产能，如果不能通过出口和消费化解，产业振兴终将只是政策性振兴。

如此看来，保增长要靠扩内需，而扩内需必要调结构。首先就是投资消费结构，中国的消费率在2007年已经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其他国家一般在70%以上。低消费可能是高储蓄的结果，2008年中国储蓄率达到51.3%，世界平均水平大约20%。高储蓄率主要因为即期消费能力低，消费能力低反映了居民分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低，这个比例从1994年的66%下降到2007年的52%。扩内需必须调整投资消费结构，也可以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中又要着重提高居民消费支出，适当控制政府消费支出，这又必须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即增加职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调结构还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层级高低并不是衡量产业结构优劣的恰当标准。较高的产业层级不利于吸纳就业，低层级产业难以有高效产出。中国产业结构层级总体偏低，所以只有保“8”才能维持较低的失业率。在消费需求不足情形下，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普遍增加职工收入，有利于扩内需。中小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便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含有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能够吸纳大量就业，而只有提高工资性收入，才是促进消费的根本解决办法。减小收入差距也是调结构扩内需的题中之义，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较高，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一靠就业，二靠社保。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农村具有广阔的消费空间，而且具有较高储蓄额，为什么农村消费市场还是低迷？原因在于高储蓄并不意味着高剩余，农民的储蓄是为将来必然且又必要的消费作准备的，这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储蓄。扣除未来需要消费的部分，剩余的钱才是即期消费的原动力。由于不可预见的因素，未来需要消费多少难以计算，即期消费便难以启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两项社会保障如果健全有效，对增加即期消费是有意义的。但是社会保障的享有是以缴费为前提的，这对“现时导向”感很强的农民没有吸引力。总之刺激农民消费，首先要使农民有经常性现金收入，这种情况只有转移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然而农民消费需求弹性不高，即便收入增加，消费变化也不明显，这也正是农村高储蓄率的客观原因。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一方面通过农民市民化，让农民在城市安居乐业，随之产生的消费需求将大大稀释农村的高储蓄。

最后，要谈谈出口，毕竟出口也是一驾保增长的马车。中国是进出口大国，200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70%，尽管外贸依存度并不是衡量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恰当指标，但是这个数字也足以反映进出口的重要地位。中国进出口一直保持贸易顺差，每年巨额贸易顺差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同时形成大量外汇储备，截至2009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2万亿美元。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外汇被用来购买收益率不足5%的美国国债，资本回流美国市场，美国将这些“亚洲美元”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投资亚洲新兴市场获取10%?15%的高额资本回报。这个循环被称作“斯蒂格利茨怪圈”，对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悲剧，相当于我们用自己的钱替美国投资，然后把本金和利润再一同交给美国。这看似一个悖论，实际上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加快国家货币体系改革，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秩序，是解决“斯蒂格利茨怪圈”的根本途径。2009年7月6日，人民币从计价货币升为结算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时，我们的出口才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

作者：邱方明，北京市政府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