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关键点

刘伟伟

文章来源于：《新产经》2012年第1期。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一个超级大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大规模内乱的情况下“灰飞烟灭”，这在世界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意味着计划经济死路一条；有人评论，这是军备竞赛耗尽国力；也有人提出，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民族主义分裂国家；还有人言及，特权阶级众叛亲离才是解体的根由所在；更有人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才是祸端之首。

无论世人如何评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回顾这一历史事件，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在问题与冲突越来越尖锐的当下，还需要深刻吸取教训，在2012年从内政到外交实现关键点上的战略转变。

　　转“国**”为“民富国强”

　　多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一直超过GDP的增长率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率。GDP的高增长率虽然早就受到质疑，要求提高增长质量，实现科学发展。但是，由于晋升激励，地方官员仍然将高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则一直被认为是“做大蛋糕”的需要。但是，“蛋糕”的分配却被放在次要的位置。

 “做大蛋糕”没有错，但如果以增加直接税、间接税和收费等居民宏观税收负担的方式做蛋糕，只能导致“国**”。“民穷”会抑制居民消费和私人部门投资，长远看来，也会影响整个经济发展以及未来的财政汲取。

我们学习苏联的“五年计划”实现经济总量的倍增，更应学习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民富国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错，但是不能让剩下的人长久地处于“相对剥夺”状态。

转“压力维稳”为“程序正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搞活了，利益冲突也增多了。政治运动是不少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稳定压倒一切”由此提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但求无过”的思路让地方官员选择“压力维稳”——“凡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句调侃也道出了部分真实。

　　“依法治国”已经呼吁多年，但中国特色的信访体制、领导批示、特事特办仍带有“人治”色彩和“青天”意识。随着访民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上访，他们的政治信任度在下降。对信访这一体制内的行政救济失去信心后，暴力维权乃至群体事件成为他们的无奈之选。政府和访民的博弈，更让“压力维稳”成为地方官员的首选。长此以往，赢来的是强压下的稳定，输掉的是普天下的民心。

让一切回归原点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程序正义”，无论是招考、听证还是征地、拆迁。“司法公正”是程序正义的保障，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只服从于法律本身，权力或民意都不能左右法之裁判。

　　转“向上负责”为“向下负责”

　　“向上负责”就是向上级政府和领导负责。“向下负责”则是向民众负责——虽然民众与公务员应该是委托-代理的关系，但实际生活中，官员的确是“高高在上”。政府大楼禁止民众随意进出，领导出入有专车——空间上的隔离会带来心理上的疏离。现有的体制下，普通民众不能决定官员的政治前途，官员惧你何？

从科层制的角度说，分权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决策层的命令，“向上负责”没有错。但是，从民主的角度来说，“向下负责”更重要，因为执行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公众。

选举民主的实现还很漫长，现阶段比较有操作性的是预算民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管好政府“钱袋子”，实现预算的公开、透明，提高预算的参与性，保证项目投入的绩效。管住了钱，才能管住人，才能让“三个代表”在“向下负责”的过程中落到实处。　

转“文化建设”为“软硬兼备”

　　文化的硬件建设包括兴建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剧院、体育馆、社区活动中心等等，也包括向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网络等文化机构和各类文化创作者提供资金。

但是，“盖楼”和“发钱”不解决根本问题。当前文化领域的关键问题在于：主流价值观的缺失——对外意味着缺少国际竞争的“软实力”，对内意味着缺少凝聚共识的“向心力”。当“要不要见义勇为”都能引起争议时，确实该好好反省社会信任危机及其深层问题了。

学校是价值观的启蒙机构。灌输式的“德育”应该尽早地转变为合格公民的培养。媒体是价值观的传播机构。舆论引导的前提是其传播的内容是否合法。道德的边界比较模糊，需要法律加以限定。而法律是公意的体现，不应受权力的宰制。“孔子学院”传播的不应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语言文字，更应该传播当下的价值观——这涉及文化原创的问题。

　　转“韬光养晦”为“有所作为”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反映的其实是大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我们的外交思想一直强调“韬光养晦”、“搁置争议”，但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你不主动出击，“敌人就会占领高地”。中国周边态势，处处皆是火药桶。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边境不安宁，又如何角逐于国际舞台呢？

相对权力的攫取是大国竞争的目标。国际制度不过是霸权国家主导下的工具而已。中国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制度，努力构建更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制度安排（条约、规则、组织）。中国的海外利益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保障。没有实力保障的外交只能是空谈，战争史早已证实了这一点。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但是它需建立在足够的武力威慑和制度吸引力的基础之上。以实力为保障，“寸土必争”，同时使国际制度“为我所用”，才是真正的大国作为。

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中国至今无法匹敌。苏联在内政和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国强民穷、极权主义、官僚特权、信任流失等等，都是中国应当警醒的。

改革需要新思维，决策者不缺智囊，缺的是保障执行的制度设计，而这个制度设计应当首先约束决策者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