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中国现代学术的治学线索

海南大学 唐启翠

在反思20世纪初的实证史学和现代性话语得失的同时，如何促进人文研究不落入“伪问题”泥淖？无疑，这些与“证据”问题紧密相关的探讨尚有待深入，关于“人文科学”证据的讨论拭目以待。

中国现代性知识的产生是“古代—现代”学术转型和调试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围绕“证据”的讨论恰成为传统国学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核心问题，它体现为学术界对史学的“科学”话语建构、几次史学革命和其范式争论之中。纵观从梁启超、王国维到胡适、李济的史学思想、再到40年代开始的社会学研究风潮，毋宁讲，新史学内部的史料观和证据法拓展，其实质已不再是历史学本身的变革，更重要地在于暗含着以史学为中轴的国学转型、中—西两种学术话语的交锋过程，以及不同时代的学者进入世界、把握知识的方式变更。

面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向度予以深度辨析：或从学术渊源角度分析经验主义思潮、德国兰克史学派得失，尤其检讨当时科学实证主义得失；或从史学史角度厘清现代学术发展脉络；或从思想史角度分析“科学”话语和新学术的范式意义，等等。尽管这些研究的成果有目共睹，但立足于现代学术发展的“证据”问题讨论仍不够充分。若将“证据”问题纳入人文研究之对象与方法、材料与范式的更大维度去考察，便会发现：“证据”不仅仅是科学实证主义风潮下的个别方法实践，而且是始终隐匿于中国现代学术发生与发展中的治学线索。

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古史辨派”之后，以历史研究为主的人文学术的材料范围在继续扩展，诸如民间文学、神话学、人类学等新资源不断成为研究的新证据被采用，新的范式也在不同学科应运而生。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再次发生巨大转变，西学再次大量涌进，中国社会迎来所谓“新启蒙”思潮时期。之后，人们对各种理论模式感到厌倦，形成90年代的新学院派风格，即“思想淡出，学问突出”的学术研究倾向。继而，90年代中后期，人文学界开始关注对现代性话语进行讨论和反思。

隐匿在这些社会文化风潮背后的“证据”问题也在悄然发展：80年代初的学术界出现所谓“回到乾嘉时代”思潮，崇尚考据之风气重新兴起。到90年代出现了“国学热”和“南北二陈”（陈寅恪、陈垣）热，“考证”一词仍居高不下，经典文献的证据合法性被凸显，重考据之风再次盛行。90年代的这次“国学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对学术规范的讨论和注重实证研究的效果。不过，此时的实证方法已非传统的“训诂”等所能限定，它本身已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内部也已构成方法“多元”的态势。因此在90年代，学界出现了“三重证据”和“新国学”的呼声及大量学术实践。在当下，不仅有从符号学角度专门研究“三重证据”，且出现了“四重证据法”的提法及系列学术成果。如何把握这些历史发展中貌似无关、实则有内在肌理线索的学术现象？如何分析不同的时代语境与学者、学术主张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在我们反思20世纪初的实证史学和现代性话语得失的同时，如何促进人文研究不落入“伪问题”泥淖，在不断涌现的新材料中有新范式和真学问？无疑，这些与“证据”问题紧密相关的探讨尚被搁浅，有待深入，关于“人文科学与证据”的讨论就让人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