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一批执行法官，在赴湖北省荆门市依法执行一起案件时，先后两次遭遇百余人围攻殴打，12名执行人员中，有6人被打伤。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荆门方面近日发的一份通报，试图以“冲突”定性淡化处理；而河南高级法院坚称事件的性质是典型的“暴力抗法”。

　　法官异地执行遭暴力抗法，并非荆门独有。《新京报》3月31日报道，江苏省仪征市法院干警1月29日在山东省莱芜市依法对案件诉讼保全时，1名法官遭到被告方有组织挟持。在两地党委和政法部门的强大压力下，遭遇非法拘禁14个小时的法官才重获人身自由，但绑架者至今没受到法律追究。

　　从暴力抗法的后续调查困难重重，就可看出异地执行的现实困境。“荆门事件”令舆论为之大哗，最高法也在督促湖北方面尽快侦破案件，但调查仍然步履蹒跚。“莱芜事件”虽有“两地党委和政法部门的强大压力”，但非法拘禁法官的责任人，至今依然未受法律追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面对暴力抗法的强制行为，似乎呈疲软之态。如果追根溯源，似乎从暴力抵抗异地法官执行的一开始，施暴者就在“捍卫地方利益”的潜意识中，获得了实施暴力的某种正当性。更可怕的是，对这种施暴的正当性，或是可宽容性，一些地方政府及司法机关态度暧昧。

　　所以，当肖扬近日强调要“通过加大指定管辖、异地审理的力度，防止和排除地方非法干预”，人们也很为异地审理之后的异地执行而担忧。异地审理固然有利于法官排除干扰独立判案，但异地法院所做出的那一张张彰显了独立精神的判决，拿到案件的发生地执行时效果会如何呢？诉讼的结果并非仅仅为了发布裁判文书，执行是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能否有效执行不但关乎司法公正的达成、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维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暴力抵抗异地执行一再上演时，还能否在异地审判中得到公平与正义，恐怕会让不少人担心。

　　也因此，更需要检视“异地执行”本身的制度缺憾。通常而言，司法权的核心在于中立的裁判，司法权以消极为美德，对当事人的纷争依“不告不理”的原则不主动介入，对已作出的裁判亦多交由行政机关执行。执行权在理论上或可划分为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但其本质仍属行政权。如刑事裁判的绝大部分执行工作，便都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或公安机关承担。然而，在刑事司法上已得到较好践行的“审执分立”，在民事司法上却一直难以获得认同。

　　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刑事司法基本没有“执行之难”。于刑事审判之后，被告人被判无罪的立即释放，被判入监的转送劳改，鲜有“暴力抗法”现象。而于行政执法中的强制执行而言，一些地方政府手段谙熟，再“难”的执行也能迎难而上。既然在法院系统内进行的民事执行制度，已被事实证明问题较多，为什么不可以在更宽广的视野下，重新调配执行权？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并非不可分离。如果在制度设计中将执行裁判权保留在法院系统内，而将执行实施权交还给行政机关行使，那么，“执行难”就有望在行政系统的统一调配之下，以上令下从的行政管理方式予以解决。换句话说，法官应固守在审判的剧场去宣告正义，而不需奔赴执行的战场去实施正义。

　　□王琳(海南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