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在探索中前行

作者：孙妙凝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3日第587期

【核心提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无论是西方科学民族志，还是实验民族志，都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接受。近年来，他们根据国情做出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基础上创新民族志研究方法。

1984年4月16—20日，10位中青年学者齐聚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菲的美洲研究院，召开了一场以“民族志文本的打造”为主题的研讨会。两年后，提交研讨会的论文由克利福德和马尔库斯合作编辑出版，这就是论文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以下简称《写文化》）。

《写文化》问世后在人类学界产生了一定反响，传统的民族志写作方式被重新反思。30年来，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出现了怎样的新气象？中国学者如何建构适应于本土文化的民族志写作范式？在4月20日召开的“民族志：理论与范式专题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人类学对民族志范式的求索

民族志是人类学学者的“成年礼”。人类学对民族志范式的求索始于学科诞生之日，纵观其发展史，“科学/艺术”、“主观/客观”、“实证/阐释”的对峙如影相随。

依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的观点，民族志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随意性和业余性的；第二个时代，则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代表作有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第三个时代，是对人类学的“科学性”的反思时代，主要代表作有《写文化》等。

20世纪7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美国人类学界向解读学转向。经典民族志作者自诩的“科学的方法”，纯然的“客观性”遭到质疑。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超然的人类学客观性只是一个神话。《写文化》即是此种思潮影响下的代表性著作。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炳祥告诉记者，后现代民族志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这标志着其与经典民族志“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后现代人类学的反思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志具有“诗学”与“政治学”的特点。说民族志是诗学的，是因为它是虚构的产物、想象的产物，具有文学的品质。民族志被语境决定，被修辞决定，风格与再现的事实相关。说民族志是政治学的，是因为文本实践受到权力、抵抗制度的限制和影响，民族志被制度决定，被政治决定，被历史决定。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华看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面临的危机与以往都不同，这一次，“被直接诘难的是人类学的根基——民族志的权威性”。

警惕后现代思潮的不良风气

时隔近30年，2013年1月，法国《人类》杂志的组织者又重提“主观性”和“人际主观性”，这是否意味着后现代思潮对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批判并未平息？

对于后现代思潮的质疑，学界看法并不一致。不过，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写文化》的论争固然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问题，但是也要注意到它的局限性，应理性看待。

蔡华告诉记者，《写文化》的编者克利福德并非人类学家，他所提出的质疑并非基于田野调查，而是推断和演绎。尽管30年来仍有余响，但这在人类学界并非主流。

“按照克利福德的论证，人类学家都面临三种天然的、原始的、对任何个体而言都与生俱来的绝症：任何话语中不存在中立的词汇和形式，不存在中性的政治立场，个体无不处于主观性的统治之下。那么堪称科学知识的民族志永无指望。被克氏宣布破产的不仅是民族志、人类学，而是整个社会科学。”蔡华认为，只要依据现代人类学方法严格训练并进行深入持久的田野工作，民族志者的文化背景和主观性的干扰就可以排除，异族的文化事实就可以被客观地认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然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无法离开地球。”朱炳祥说，后现代人类学的质疑在相当程度上同样适用于他们自己，即站在西方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上无法执行自我批判，后现代人类学留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朱炳祥认为，1980年以后的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多元化趋向如公共人类学热潮、文化分析的丰富、自我形塑问题的关注、对宏大叙事和解释框架的强烈欲求等，将原有的问题悬置，而绕道其他问题。对于中国人类学学者来说，可以从非西方特别是从中国民族志实践出发另辟路径。

有学者提出，要警惕后现代思潮带来的不良风气，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认识西方现代民族志的优点仍然重要。

从实践出发书写中国民族志

如今，《写文化》的论争已过去30年，民族志的撰写与展示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开放，正走向一个多元时代。学者认为，应当在田野实践中完成对方法的探索和创新。

高丙中表示，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的质疑迫使人类学学者反思，“诗学和政治学两个维度进来后，从前科学民族志所没有的丰富性一下子被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文本的创新，合作民族志和多点民族志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探索”。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无论是西方科学民族志，还是实验民族志，都不仅仅是亦步亦趋地接受。近���来，他们根据国情做出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基础上创新民族志研究方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罗红光的“常人民族志”、高丙中的“海外民族志”、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赵旭东“场所的民族志与线索的民族志”，等等。

为回应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所陷入的困境，朱炳祥提出“主体民族志”这一民族志写作范式，针对后现代民族志三个方面的问题：认识论困境、表述危机、研究的目的。

“关于认识论困境，我用‘互镜’的概念来说明多种主体同时也是多种客体相互映照的极为复杂的影像关系。针对‘表述危机’，我提出‘裸呈’的概念，即对人与文化的‘存在’形态进行直接的呈现。比如在田野工作中，让当地人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自由讲述当地的文化及个人的所历所思、所感所悟，即让其‘存在’自由涌现。‘第二主体’只是一个倾听者、记录者而非引导者、提问者。”朱炳祥告诉记者，他计划以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在“对蹠人”的主题下撰写五部“主体民族志”著作，目前第一部已经完成。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彭兆荣认为，我国民族志探索的首要任务是回归中华文化的“知识主体”，即文化体性。“‘写文化’的民族志范式讨论或只是一种以表述方式做思辨性延伸的‘修辞实验’，对中国的民族志而言，借鉴程度或有限，因为无论是讨论范式本身，还是表述的‘语法’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无论做何探讨，中国民族志范式的‘语法’当为本位，都要符合中国文化的‘语法’，只有这样方可称为‘本土化民族志’。这不仅不妨碍在同一语法下的不同表达，恰恰相反，同一片土壤上将更加百花争艳。”彭兆荣表示。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