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魔都“贫民窟”的蜗居岁月

吴晓刚 

来源：吴晓刚教授公众号“启社2017”

上个月北京市大兴区城乡结合部的一场大火，造成多人死伤。随后政府的安全整治行动，使得关于某端的人口，成了网络上瞬间遭秒杀的敏感词。地方党报最近撰文称，整治行动针对特定地区而非特定人群。然而，在一个城市里，特定的人群住在特定的地区，似乎已经是一个几乎不需要怀疑争辩的事实。城市社会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居住隔离。由此还引出了关于“贫民窟”，以及各国政府如何解决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讨论。在谈到中国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农民工聚居区时，许多人通常用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来作对比和警示。

我最近几年，开始了一些新的研究题目，对城市化和城市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与自己过去的一段生活经历有关。我1996年去国赴美，至今已21年了。2003年后来港工作，虽然可以经常回去，但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很多老地方没有时间重游，很多老朋友没有机会重逢。今年9月以后，应邀在上海纽约大学担任社会学访问教授，以散淡的心情，一个人重游了不少故地。魔都21年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但也有时光停滞的地方。离灯火辉煌的外滩仅10分钟的步行距离，有一处肮脏、杂乱的城市的“贫民区”， 竟然还在，或者只能说更加衰败。我在这里蜗居过两年。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是这个城市社会的底层。

对于一个异乡人，这里是我20多年前到达这个东方大都市的第一站。我当时虽然已经拥有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文凭，也找到了听起来不错的工作，单位却连宿舍也不提供，自己的低工资又租不起市面上的房子。后来，找到一个亲戚，大我六、七岁，从小带我一起玩过，后来顶替接班到上海，在菜场卖菜。他当时单身，答应我可以免费同住。我在北京求学7年积攒的几箱书，在那个局促的地方找到了可以暂时安放的一角。

这是一个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破败且拥挤，据说一个院子里住着17户人家，但我从来没有认全过。我们的房间在二楼正南，光线通风尚可。上楼要经过一段狭长黑暗的楼梯走道，厨房则是在外面天台上搭出来的公共空间。没有卫生间，夏天洗浴就在自来水龙头上冲一下。厕所也没有，最近的要走到小东门外十六铺高桥路（已拆迁），但晚上8点就关门。万一深夜内急，就只能在小巷的角落解决，不然就得走到外滩金陵路轮渡码头这样高大上的地方去办事。

我后来到了西方，学习社会学，专攻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所读的关于美国社会研究的许多文献，从空间的视角关注城市社会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研究居住街区（neighborhood）对诸如健康、贫困、吸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影响。这些研究，大多可以与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联系在一起。这一学派，兴起于约100年前，以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崛起的芝加哥为观察试验室，将“社会生态学”的分析引入现代城市社会的研究之中，以邻里街区（neighborhood）为基础，把形形色色的社会行为置于特定的空间背景来理解。今天，我国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经常使用的“社区”这个名词，其实就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二十年代来中国燕京大学讲学的时候，介绍进来的一个新概念。今天，当我国的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放言要打造“富人区”、清理某端人口时，有着百年历史的“社会生态学”的智慧，看来似乎并不过时。 

城市是什么？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数量众多、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所构成的人类社会。每一个人在城市空间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角。没有低端社区的城市，不是真实的城市。黑人、外来移民、穷人通常会集中居住在所谓的“贫民窟”。 这里，失业、贫困、吸毒、犯罪、未婚生子等等，相互交织，不断跨代复制，是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表象。没有这些城市化带来的现实社会问题的召唤，就没有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然而社会学家的研究，总不能老是翻炒以前的社会学家想过什么、写过什么吧？

城市“贫民窟”何以成为问题？社会学家说是因为居住空间的隔离，个人关系、自愿团体和地方机构的式微，使得社会化和社会控制必需的基础设施缺乏所致。如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威尔逊（Julius Wilson）的名著《真正的弱者》（The Truly Disadvantaged）所描述的那样，贫困、失业往往集中在内城，而那里正是低收入少数族裔（黑人）的聚居区。而麦西和登腾（Doug Massey & Nancy Denton）的另外一本名著《美国的种族隔离》（American Apartheid），更关注种族居住隔离的社会后果。一个人在贫民窟出生和成长，有很大的可能受到邻里和同辈群体的（不良）影响。这样的社区，有人说是因为缺乏“社会资本”的缘故，对好的行为不加鼓励和嘉许，对坏的行为不予谴责和阻止。种族居住隔离，是多数黑人无法逃避的结构限制。留下来的，是绝望的世代相传和相互影响的负能量。古时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则至少说明孟家还有选择的机会。

可是，城市“贫民窟”也未必成为问题。另一位芝加哥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科尔曼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社会学，他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社区和居住隔离，但他关于社会资本与教育的研究，却也有助于我们从另外的角度理解邻里街区的作用。他发现，家长间的互动和相互照应，比如住得比较近的邻居轮流接送小孩，互相督促孩子课后完成作业，对提高小孩的学习成绩，降低辍学率，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说的似乎可能更像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社区，却无心插柳，揭示了社区的守望相助的内在的、本质的含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即便在美国，也不乏这种空间聚居正向效应的例子。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发现，“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如早期华人聚集的“唐人街”，为初到异国他乡、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移民，提供了庇护场所，帮助他们逐步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来自于共同种族背景而形成的社会纽带，即所谓的“社会资本”， 对越是弱势的群体，作用越是重要。在那里，他们能找到便宜的栖身之地，有人帮忙介绍工作和生意，可以找老乡以解在异乡生活的寂寞之苦。

我在美国洛杉矶、底特律生活的时候，没有机会实地了解过那里的贫民窟。偶尔路过，也都是急闪快行。不过，在教室里、书本上，读到“邻里效应”时，常常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我在上海老城厢“贫民窟”的蜗居生活。那时，居民大多还有工作，虽然所从事的职业多不太体面，但常见不到懒惰和游手好闲。人与人的关系，虽不如乡土社会那么亲近，但也算熟悉。人与人在局促的空间里，也各自守着本分，似乎不记得有什么冲突。我为出国准备材料，借了打字机，经常敲到深夜，一定是影响隔壁邻居休息的。他们最多不过第二天见面时问一句，“昨天又搞得那么晚？”。我不用担心邻居投诉。

我后来作为美国教育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的Spencer Fellow，参加在华盛顿的一次聚会时，遇到过一位NAEd的院士。他说起他参观过的上海中小学时，赞不绝口。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与他研究过的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学校不一样，他参观的那个学校似乎位于一个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社区(我猜是当时的南市区)，但是学生的精神面貌非常好，学习热情也非常高，与他对邻里效应的过往印象大相径庭。我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是，中国的贫民窟（他称为slum或ghetto），也许不一样呢。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国内的人口迁移发生很大的变化，数量庞大的人口向大都市地区迅速聚集。例如，从1990年到2015年，深圳的常住人口从180多万增加到1100多万；上海的常住人口从1400多万增加到2400多万。增量主要来自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口。他们不少来自共同的地方，从事的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工作。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深圳的外来人口可以分为四大“族群”：省内的客家人、潮汕人，省外的湖南人和湖北人。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中湖南人近120万，湖北人80多万， 还不算已取得户籍但原籍来自这两个省份的。上海更加离谱，来自安徽的外来人口近270万，占外来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来自江苏和河南的，一共也有260万人。以中国之大，上海一半以上的外来人口竟都来自安徽、江苏和河南三省。光是来自安徽一个地级市阜阳的，据统计就有58万之众。

这些众多的移民，在大城市，住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过得又怎样？我们的实地观察和数据分析显示，他们集中在城中村、老旧社区和或城郊结合部，并以来源地为基础聚居，甚至工作也是如此。这里有经济的因素（便宜）, 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初来乍到，靠的是老乡的介绍和社会网络，从事的职业和行业也比较接近。如深圳的客家人集中在龙岗区的布吉街道，潮州人则集中在福田区的福田、园岭、华富等街道。上海的安徽人在松江也非常集中，甚至有人戏称松江区的九亭街道为“安徽省九亭市”。我和博士生曾东林关于深圳的研究发现，那些住在老乡集中区域的移民，更有可能从事自雇和老乡比较集中的职业和行业，也比一般外来移民，更具收入上的优势，对低教育、收入较低的群体，更是如此。大城市边缘，那些看似卑微、逆来顺受的外来人口集中的社区，地方是老了点，旧了点，脏了点，你可以给它贴上“贫民窟”的标签。但是，正如网上最近的一个评论说，在那里，你看不到西方“贫民窟”常见的一众社会问题，而有的是吃苦耐劳、工作努力的精神，以及人们愿意为未来的美好生活打拼和付出的勇气。这些终日辛劳的人们，是我们生活的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 

这些异乡人的涌入，是否一定给基层社区治理带来挑战？哈佛大学教授桑普森（Sampson）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社区集体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这个概念，它包括社会凝聚力和非正式控制两个方面。我们在刚刚完成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简称SUNS）中借用了这个概念，用了一个简化版的社区凝聚力量表，即问被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两个说法：“住在这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我可以信任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还有两道题目测量社区的非正式控制，即问被访者，如果看到“有孩子在墙上乱涂乱画”、“有孩子在路边打架”，会不会去阻止。我与香港科大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缪佳博士的初步分析发现，社区外来人口比例与社区的凝聚力、效能感是没有关系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社区凝聚力反而更强。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李骏副研究员在分析调查的60个上海中心城区的社区时发现，非沪籍人口移民达到一定的比例，反而有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这些发现，与西方社会的发现，是完全相反的。这些发现至少说明，移民真的没有给当地社会带来很多麻烦，与西方社会的经验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发现，是否与聚居模式有关，值得进一步探讨，也值得比较社会学者、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研究者和城市社会管理部门的深思。

2017年10月的一个傍晚，我下班之后，随便走一走，又推开了那个院子的大门。亲戚已经搬走，二楼房间的灯依旧亮着。我想，住在里面的一定也是一个异乡人，应该也是一个某端的外来人口。查看数据，这里确实成了中心城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社区。或许，这里，也是TA到魔都为未来奋斗的第一站，虽然拥挤了一点，凌乱了一些。时光在这里停滞了21年，但不会永远停滞。据新闻称，这个街区不久将会被拆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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