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老”意欲何为？

夏学銮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01期)

　　愤老的五种类型

　　“愤老”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大体不外乎五种：苦守气节型，以伯夷叔齐为代表;诤言直谏型，以黄炎培老为代表;针砭时弊型，以某些老干部、老党员、老知识分子为代表;恋旧厌新型，以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为代表;倚老卖老型，以曹雪芹笔下的贾府焦大为代表。按照社会评价的高低，这五种类型从左向右构成一个续谱，针砭时弊型恰好居于续谱的中央位置，向左依次迈向诤言直谏、苦守气节的高位，向右以次进入恋旧厌新型、倚老卖老型的末端。这就是说，“愤老”必须把握一个“向”和“度”的概念。

　　苦守气节型之所以获得“愤老”冠军，就在于该种类型的“愤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仰。因为他们懂得：“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但是能够把自己的理想贯彻到底的人并不多，即使是被人称作是大贤的伯夷叔齐，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时候。然而，后人评价前人，往往只注重其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即语言外壳，而忽略其思想的具体内容。因为时过境迁，思想的具体内容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思想的普遍性形式却可以装上新内容而做到“古为今用”。

　　诤言直谏型“愤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退荣辱完全以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为皈依，丝毫没有个人私利的考量。在这方面，黄炎培堪称表率。典型事件就是他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家里做客，毛泽东问他到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的这番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可谓是官民相亲、文人咨政的典型。

　　针砭时弊型“愤老”，以针砭现实的时弊为己任，对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敢于发声。但其中有个别人他们往往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牢骚满腹，怪话连天。对于这样的老人，我想借用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相送。不要迷恋晚霞余辉，要清醒认识残酷现实，“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要知道，老年只是落日余晖，再怎么折腾，也不会再有朝霞满天的辉煌。

　　恋旧厌新型“愤老”，以思想保守为特征，留恋旧事物与旧生活，厌恶新事物与新生活，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不断发出“一代不如一代”的哀叹。地球在运转，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每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老人要怀着感恩的心情拥抱新生活，过好每一天。如果不改变守旧立场，这种类型的“愤老”只能永远是时代的落伍者。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无法享受新时代、新事物、新观念、新生活所带来的快乐。如果不识时务，怨天尤人，不仅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会自取其辱，有损自己的人格尊严。

　　倚老卖老型“愤老”，或因为早年有功，或因为掌握了独家秘闻，像曹雪芹笔下的贾府焦大一样，不分地位尊卑，不管内外有别，喝了几口酒就满嘴胡侵。自以为有功于主人，就倚老卖老地骂娘，不分场合地撒泼，结果被王熙凤命人塞了个满嘴牛粪。

　　“愤老”与“愤青”及“愤”之辩

　　与涉世不深的“愤青”相比，作为过来人，“愤老”有其独特的优势：衣食无忧的优越地位;深厚丰富的人际资源;多种多样的人生阅历;程度不同的社会影响;多少不等的办事能力。因此，“愤老”极端起来，比“愤青”更可怕。不过，“愤老”与“愤青”相比，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劣势。16-17世纪的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拿老年与青年对照，对青年有诸多肯定，并且流露出对青年的羡慕和对老年的厌恶之情。从情感上看，莎士比亚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愤老”。

　　不过，莎士比亚的“愤老”，反映了西方文化歧视老年人重视青年人的文化特质。而中国的有些“愤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敬老文化传统惯出来的。转型期以来，中国敬老文化受到现代化交通的冲击。在公共汽车上，为老人让座的现象很普遍，而在地铁里，这种敬老风气却很少见到。这也是“愤老”们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感慨的直接原因。

　　“愤”并不可怕，无“愤”即无诗。诚如司马迁所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

无论是“愤青”也好，还是“愤老”也好，有“愤”比没有“愤”总是要好些。对于青年来说，“愤”表示励志;对于老年来说，“愤”意味着参与。国家要根据不同年龄群体的生理、社会和文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项工作：鼓励青年人的参与热情，引导他们理性表达;支持中年人回馈社会，妥善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提倡老年人发挥余热，为他们的表达预设出口。中国要发愤图强，没有“愤”是万万不行的。这里的“愤”不是气“愤”的“愤”，而是表示志气、骨气、气节的“愤”。在这个意义上，我倒希望中国出现更多的“愤”族。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