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关注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价值

赵 琪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16日第714期

近日，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基督学院（Jesus College）研究员邓肯·凯利（Duncan Kelly）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发表文章《为什么马克斯·韦伯如此重要》（Why Max Weber Matters），再次梳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当今学术界的贡献。

　　凯利在文中说，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除了他所关注的社会学领域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宗教学和艺术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韦伯的影响力为何如此之深？他的理论是如何发扬光大的？后人对他有何评价？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兴趣广泛奠定成功基础

　　凯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马克斯·韦伯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了大量学术著作，从历史理论、农业经济到宗教战争与改革。他一生无时无刻不关怀德国的政治与命运，一直思考着如何促使德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正是他的这份使命感和责任感，被众人贴上了民族主义者的标签。他从不追逐名利，也不遵循旧的学科领域规范，正是这种性格，让其成为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莎拉·富兰克林（Sarah Franklin）对马克斯·韦伯有着深入的研究。她认为，韦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权威的三种形态，即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权威和组织的关系密切，任何一种形式的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没有权威，组织就失去了其存在条件，这也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是理性的追求。这也是现代管理学理论的基础，不管后人赞成或反对，都离不开韦伯所构建的这个体系。

　　2002年，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出版的《项目管理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中有学者撰文对马克斯·韦伯进行了深刻解读：“韦伯的学术研究始于古代史的研究，直到中后期才转到当代问题的分析与比较，虽然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但其中不变的主题就是人类社会的合理化。为了解决这一课题，他以西方社会为重点分析对象，并查找了大量的东方历史资料作比较，总结出合理化就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断祛魅的过程。同时，韦伯也强调重视文化和精神领域的情感和信仰的培育。”

经典论著的影响深远

　　凯利说，韦伯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宗教社会学》和《经济与社会》，一个是关于文化论的研究，一个是关于制度论的研究。

　　英国华威大学哲学系学者大卫·阿萨尔森（David Axelsen）在评价马克斯·韦伯时说，他更像是一位现代思想家，用创造性的思维书写历史发展进程，其中包含对当时凸显的社会问题的分析。他一直想要社会加快进步到一个理想型的模式或框架中，但是困难重重。因为在他的那个年代，德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之中，社会学学科也正处于刚刚起步的萌芽中，很多体系尚无定论，韦伯的新思想很多时候未能被学者所认同，直到他逝世后，其学术影响力才形成。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有很多学者在围绕韦伯提出的社会学方法和理论进行争论，这也说明其影响力一直在延续。

　　阿萨尔森说，韦伯留给世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社会行为。韦伯认为，社会行为的存在总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前提，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无不由目的理性的因素、价值理性的因素、感情因素、传统因素决定。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持续深化，社会生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科学改变了人的思想，技术改变了物质世界，机器改变了劳作方式。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成为时代的特点。韦伯还曾提出，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至今无法动摇，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

研读韦伯理论能深入了解社会

　　有学者表示，尽管韦伯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没有获得认可，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对新思想、新理论的研究，他勇于接受和尝试新的事物。他立足于当时的德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然后扩展到了对西方社会转型的历史研究，最后引申到了对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对比研究。他所讨论的问题并非全部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转变的因果关系，启发了后人对现实社会的认真思考和理解。

　　富兰克林提到，如果想从韦伯的书中找到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让人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更深层次地理解社会。就像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休斯说过的一样，韦伯的脑袋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他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所束缚，又对宗教传统有着深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