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

邱方明

改革开放前，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造成低度城市化现象，并引发诸如农村落后、农业副业化、农民人均产出低等“农村病”。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随之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特别是近些年，城市化进程加快，在一些特大城市甚至出现过度城市化的现象，流动人口多、贫富差距大、住房成本高等“城市病”日渐突显。进亦忧，退亦忧，正当其时，国家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强调城镇吸纳农村人口的重要功能。但是，农村发展面貌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相反，许多农村变成了“空心村”，越发显得凋敝。可见，城市化、城镇化是让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必由之路，解决农民共同富裕，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最终要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

过去10年里，中国城市化率从36%提高到近50%，平均每年近15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目前，城市农民工连同家属超过2亿人，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1/4，如果按农村平均每户4口人计，相当于1家就有1口人在城市打工。加之未来几十年，农村15—64岁劳动年龄段人口增长率持续降低，推测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放缓。此外，转移到城市的2亿多人80%以上集中在大中城市，这些城市生存成本高，特别是房价高，买不起房就安不下身，再加上缺少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保障，距离名副其实的城市化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这种背井离乡的城市化容易造成农村社会资本解体和农村家庭功能式微。今后，我国城市化应当更加注重存量巩固和质量提升。然而，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安居乐业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城镇（town）更贴近农民的生活方式，居住也比较经济，特别是往返不至于远途奔波。但是农民外出打工，看重的不是过得舒服，甚至也不是离家近，而是就业机会和劳动所得。而中国县域经济总体水平不高，县域内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不充裕，尤其是劳动报酬低，不可能成为农村人口转移的主战场。有些地方正在搞迁村并点，在镇区交通便利的地方建居住区，将农村人口聚集到此，这项被称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工程可能有多重深意。例如，农民改善了居住环境，还可以腾退出一些建设用地等等。但是，只要镇区缺少适宜的产业，农民无岗可就，城镇化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农民还得走出城镇，到大中城市谋生计，最终走得还是城市化的道路。而在广大城镇培育适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进而吸引足够多的农村劳动力“因业乐居”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城市化、城镇化都不是目的，只要能够充分享有现代城市文明，可以不必居住在城市。不然，“逆城市化”的现象如何解释？关键是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劳动力必然跟随资源要素转移。例如，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城市的要素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客观上却成就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高潮。今年，中央1号文件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其深意在于调整城乡结构，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过去这些年，国家从未放松对“三农”的投入，但重点是提升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最终没有在农村形成凝聚资源要素的环境和制度安排。结果是，农村的楼盖起来了，人仍然蜗居在城市；农业的补贴多起来了，却找不到守农田、懂经营的劳动力；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拉动的主要还是城市消费。所以，农村的资源要素要守得住，“三农”投入才能见实效。这需要在农村重建资源要素循环流动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资本投入回报机制，这首先要求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此同时做好政策引导、产业扶持、金融服务、要素市场建设，以及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而这些恰恰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