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

张旭鹏

文章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400期。

【核心提示】与西方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相比，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却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它并不寄望对现代的超越，而是诉诸传统以抨击现代。这种脱离当下的姿态，或者将传统包装成伪现代的行为，既阉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无助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反而容易与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合流，从否定现代的价值开始直至否定自我。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质疑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从西方的语境来看，这里的宏大叙事主要指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和法国启蒙运动传统中产生的关于科学知识、思辨理性和人性解放的宏大叙事。在这些宏大叙事中，理性无疑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西方人相信，以理性为武器，不仅可以完善自我，也可以改造世界，从而把人类社会推向更加完美的境界。然而，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理性却愈发显现出其内在的弊病。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和压制，进步主义给人带来的盲从和放任，都让人产生一种世纪末的焦虑和对未来的迷惘。尤其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更让一些有识之士对“奥斯维辛之后”人的存在之境提出了沉重的质疑，继而发出现代性工程已经走向末路的悲叹。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席卷西欧和北美，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决着一切体制性的、结构性的和自以为是的事物，成为一种最具影响力和最富批判精神的思潮。然而，后现代主义毕竟是现代性的产物，它并不能脱离现代性而造就一个分散的、无序的和没有中心的“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策略或许源自一种重建的欲望，但在其庞大而混杂的理论体系中，似乎并没有为建构新的社会框架提供一个可资选择的替代性方案。因此，只有将后现代主义重新置于现代性之中，我们才可以发现并发挥其潜在的建设性功能。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轨迹也表明，一度占据思想和文化主流的后现代主义，非但没有取代现代性而成为解决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济世良方，反而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逐渐衰落，重新让位于对宏大叙事的追求。造成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或“古典的”现代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已经悄然进入“全球现代性”的新阶段。与以往的现代性相比，全球现代性大致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首先，全球现代性要应对和解决更多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危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气候、环境和灾难问题，人口跨国流动所导致的族裔冲突和文化冲突问题，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问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后现代主义的反体制行为是远远不够的，仍然需要人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所创造出的一切科学成就，去制订长远而理性的发展规划。其次，全球现代性加速了西方现代性霸权的崩溃，使构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成为可能。在这种新的现代性中，非西方社会的宝贵经验必然占据重要位置，它能够为解决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问题提供不同的答案。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当前全球现代性的境况下，现代性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它将朝着最终实现人类全面解放的目标发展，这一过程不但不会终结，反而永无止境。后现代主义及其种种不满，也必将在这一解放的过程中得到消解。

　　从当下西方史学的最新趋势中，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式微。曾几何时，对史学研究中宏大叙事的摒弃成为新旧史学分离的标志，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也从总体史转向了微观研究。2010年，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发文倡导研究上迄宇宙诞生下至当今时代的“大历史”，并预言“大历史”的复兴或“普遍史”的回归指日可待。正当人们质疑这一迄今为止尺度最大的历史研究模式的可行性时，“国际大历史学会”已经成立，旨在推动大历史教学的“大历史计划”也已展开。不仅如此，一些传统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和有着后现代导向的历史学家也意识到了大尺度的重要性。美国思想史学者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撰文指出，在史学著述的许多领域中，大尺度正在回归，望远镜而不是显微镜日益成为历史研究的工具。同样，后殖民研究主将迪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以气候变化为切入点，在2009年撰文指出当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着人类史与自然史的断裂，他主张在有记载的历史（即人的历史）与更具时间深度的历史（如地球进化的历史）之间进行对话，从而克服历史理解的局限性。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史学在经受了碎片化和去中心的挑战后，又复归于宏大叙事和以人为本的史学初衷。

　　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境遇，为我们审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传统不可谓不长，如果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5年在北京大学开讲“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算起，迄今已将近30个年头。客观而言，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并不具备西方后现代主义产生的那种原初语境，也不具备孕育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传统、观念与制度。但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却与西方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权力导致的腐败、工业化对人性的压抑、文化的商品化和低俗化乃至道德的沦丧，这些都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批评的话语空间。但是，与西方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相比，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却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它并不寄望对现代的超越，而是诉诸传统以抨击现代。这种脱离当下的姿态，或者将传统包装成伪现代的行为，既阉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无助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反而容易与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合流，从否定现代的价值开始直至否定自我。中国文化的主流，依然需要沿着启蒙的轨迹，归根到底是要循着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文化轨迹，去实现人的解放，而不是采取后现代主义无所畏惧的态度，去颠覆尚未实现的目标和尚未建立的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