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力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兼备

把握中国转型升级机遇，汲取西方学术资源营养

吴楠（记者）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7日第617期

　　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步，中国社会学研究走过了重建与复兴的不平凡历程。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不足？应如何把握转型升级的机遇，更好地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中国社会学理论雏形初现

　　“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自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学者在不断增强对西方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开创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在新世纪的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介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的努力取得初步成效，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的理论雏形，如社区功能主义、社会运行学派、结构—制度分析、过程—事件分析、生态博弈论、本土日常社会学分析、话语分析等。

　　这些内容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具体实践问题的经验研究密切结合，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架构。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与发展学院院长邹农俭认为，“和谐社会、社区、社会结构、城镇化、社会流动、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社会建设等学术概念逐渐普及，正成为人们透视社会的重要工具。”

　　人才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一直在采取多种途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日前在南京举办首届“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暑期研习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表示，举办这次暑期班一方面是想让学生们接受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专业训练，另一方面也是源于学者们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反思。他强调，“社会学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其背景是西方社会的转型，我国目前也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如能抓住中国转型升级的机遇，我们将可能为社会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整合理论与应用研究势在必行

　　虽然国内学者在中西方社会思想史、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但在理论建构的精致化、系统化程度方面，还有待提高。谢立中表示，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其著作《社会学想象力》中批评了两种社会研究的风气，即宏大理论叙事和抽象经验主义。

　　“而当今的中国社会学界在某种意义上存在这些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分析，宏大理论叙事指只偏重大问题，较少进行经验分析和实证研究。就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而言，存在着仅从概念出发，偏重于讨论中国宏观上的社会方向和结构的问题；抽象经验主义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我国的许多社会学调研往往都从缺乏问题感和经验感的假设出发去获取材料。

　　文军提到，我国学界在本土经验基础上发展出的实质理论较少。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割运行和研究比例不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

　　用规范化标准做本土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分析水平；有见地的意见也往往借助可靠的数据说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吴晓刚认为，当前，可通过规范化的标准来做本土化研究，并开展更多比较研究。周晓虹强调，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经验意义的提升，中国研究范式的主客体应该是并置的。

　　谢立中谈道，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和西方国家经历的社会转型有同有异。共同点是，二者都要经历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等；不同点为，中国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同时发生。

　　“因此，中国社会学者既要把握住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与西方国家经历的历次社会转型之间的共同之处，又要把握住两者间的不同之处，才有可能形成令中外学者信服的社会学理论。”谢立中认为，这一方面要求中国社会学者既要对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有相当的了解，又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学者既要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有深刻理解，但又不能简单地以“本土”为由将自己的视野封闭在本土范围之内。只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理论才能既有“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意义”，被中外学界广泛接受。

　　文军表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多，研究者对东西方社会要有双向了解，才能在理论建构上做到融会贯通。

　　“社会学家要有现实的经验感，要把现实的经验现象和微观、中观、宏观的要素结合起来。”渠敬东认为，在大变革的环境下，中国社会学应该有更深刻的想象力，从历史和现实中、从中国和西方的学术资源中汲取更多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