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

张清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0日第749期

对话人

叶险明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吴 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 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

任东波 吉林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阅读提示

◆“欧洲中心论”式的学术研究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塑造欧洲人的心理优越感，从而揽起拯救世界的使命，骨子里则是服务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

◆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学求真的主旨相悖。只有在不断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中才能实现“求真”的主旨。

◆“东方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中心主义”是相同的，用前者来反对后者，表面看起来很“给力”，但仍属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反“西方中心主义”。

核心是论证欧洲统治世界的合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传统史学中有哪些体现？

弗兰克：历史学家书写本国历史是很自然的传统。在西方，历史学家主要致力于研究本国历史，也有一些学者关注欧洲史、美国史或邻国史，他们被看作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或“美国中心主义”者。但这一类“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长期以来，西方还有很多研究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区域的历史学家，他们往往立足西方视角进行研究与叙述，这才是真正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是说，“西方中心主义”不关涉写作的主题或内容，而关乎看问题的视角。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曾经分析殖民话语下“东方”概念的形成，认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以西方的视角被看待、被称谓。正是基于欧洲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些地区概念因相近于欧洲或者远离于欧洲而被赋予如此称谓。

叶险明：19世纪上半叶，西欧社会急速发展使其走在世界前列，也使许多西方人沉醉于“先天优越”的幻觉中，“西欧中心论”在思想文化和世界史编纂中的绝对统治地位由此形成。此后，“西欧中心论”又演变为“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较早提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是英国的穆勒，他把世界的统一性“压缩”为欧洲（指西欧）的统一性，并公开宣称：他只关心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

德国史学家兰克是早期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在他看来，“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思想只是在伟大的民族（指西欧各国）中历史地产生的。”在他所著的7卷本《世界史》中，西方世界的统一性被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实质和主流。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由拉丁和条顿民族开创而遍及寰宇的西方文化的统一性。兰克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作为理论形态的“西方中心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制度只有在西方国家才能产生，而且认为“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能在西方国家显现出来。总的来说，“西方中心主义”大体有三种形态，即种族学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对此，我们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吴英：“欧洲中心论”的核心在于论证欧洲统治世界的合理性。它把欧洲与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截然对立起来，将欧洲视为文明、先进和现代的，而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视为野蛮、落后和停滞的。从这种先验的立场与观点出发，“西方中心主义”列举了许多对比，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欧洲是民主的，而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则是专制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上，欧洲实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并由此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而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则停留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贫困；在思想文化上，欧洲人自由、充满活力且富于创造力，而非欧洲人则保守、内向和呆滞。“西方中心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欧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和动力源，欧洲人有义务去拯救和帮助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当“欧洲中心论”成为欧洲各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后，很快便渗透至欧洲人的日常思维之中，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自身也不例外。

叶险明：西方传统史学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产生了一系列带有偏颇或缺陷的理论观点。其中有四类较具代表性。一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主要观点是：热带地区不适合生产率的提高，故大都是穷国；温带地区适合生产率的提高，故大都是富国，而欧洲是温带地区条件最好的区域，所以处于领先地位。二是“东方专制主义”论。这其实也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主要观点是：东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专制主义，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落后、野蛮、非理性、被动等为特征；西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民主政体，以先进、文明、理性、主动等为特征。三是非西方国家本身不能产生现代文明论。其基本观点是：非西方国家内部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环境，故靠自己实现不了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西方国家与生俱来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能力。四是对前三种论说的逻辑引申的殖民主义进步论。这四种理论观点相互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在历史研究中引发混乱、设置障碍。

吴英：在“欧洲中心论”的支配下，欧洲学者在对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上出现了简单化和想当然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否定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进，由此否定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有历史的发展和演化；以欧洲自身的理念想当然地设定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特征；用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实质是服务于西方国家殖民扩张

《中国社会科学报》：弥漫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任东波：“欧洲中心论”的产生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影响强大，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普遍主义等理论倾向在世界史研究中盛行。哲学的世界史大都追求一种目的论，旨在寻求归宿。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使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或陷入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或“削足适履”将非西方的史料填装进西方历史哲学的框架之中。第二，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塑造”和“建构”了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图景。殖民主义对人类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最重要的影响是，歪曲和贬低了非西方世界的成就与贡献。第三，文化传播主义制造了西方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霸权”。文化传播主义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又是“欧洲中心论”在文化上的一种抽象。

吴英：“欧洲中心论”式的学术研究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塑造欧洲人的心理优越感，从而揽起拯救世界的使命，骨子里则是服务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随着历史的演进，西方的殖民方式也在不断演化，从政治军事的殖民扩张与统治，逐步转向以经济贸易和投资为主导的扩张，再转向以文化渗透形式进行的扩张。“欧洲中心论”也由赤裸裸地宣扬西方国家文明与非西方世界落后，转向隐蔽地宣扬普世道路和普世价值，以此影响和束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似乎非西方国家只有采取这样的道路、接受这样的价值，才可获得发展。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先地位需要思想观念上的对外扩张作支撑，因此，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一方面要论证欧洲统治世界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为欧洲对外扩张做思想上的动员。

叶险明：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所确立的绝对优势地位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是“西方中心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认识论来看，“西方中心主义”是对这种优势地位及其对世界历史影响的一种扭曲反映。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以及这些国家间协调性的明显增强，使西方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西方思想文化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国家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它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则代表人类发展的较低阶段。只要非西方国家没有真正显示出其走出了一条比西方国家更先进的道路，“西方中心主义”就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从“全球史观”反思“欧洲中心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界对这种研究导向有哪些反思和批判？

吴英：欧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大体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启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欧洲优越论进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人的文明自信受到巨大打击，出现了一批反思欧洲文明的先行者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二阶段是形成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非欧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许多非欧洲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现实迫使欧洲学界对自身传统的历史解释模式做出反思。一批学者尝试以“全球史”视角超越“欧洲中心论”，提出要从全球的视角而不是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视角对世界各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进行考察，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等就是代表。第三阶段是走向深化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受中国崛起及欧洲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下降的影响，使得“欧洲中心论”在欧洲成为贬义词。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解释历史，其中重新厘定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成为一种学术思潮。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提出，世界体系不是从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起始计算的500年，而是5000年，其中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东亚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又如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没有经济中心的世界，西方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其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到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了实际意义。可见，在反思“欧洲中心论”的进程中，西方史学家正在抛弃“欧洲中心论”，以客观的态度看待非欧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发展。

叶险明：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历史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这里暂且不论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的批判。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把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文化学研究，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文化的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在他那个时代就已开始进入衰落阶段。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相关思想，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史。他把“文明”（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仅拓展了考察世界史的视野，而且还对多种文明体进行了横向比较。汤因比也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世界上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而世界各个文明“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

自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历史观”开始在西方学界世界史编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首先系统提出“全球历史观”的当属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巴勒克拉夫。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应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彻底抛弃“西方中心主义”，力图公正地评价世界各地区文明，“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其二，要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即“全球历史观”）看问题，注重对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坚决反对把世界历史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堆砌。巴勒克拉夫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研究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因此，要“特别注意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丰富和发展了由巴勒克拉夫开创的“全球历史观”。他认为：“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个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他向世人介绍其代表作《全球通史》一书的基本思想时说，该书“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此外，彭慕兰、弗兰克等人对“西方中心主义”也有所批判。不过，学界对这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持不同看法，认为他们还没有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哪些贡献？

吴英：马克思本人对待非欧洲地区发展的态度为我们反驳“欧洲中心论”提供了绝佳的指导。首先，马克思肯定地认为，非欧洲地区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的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种规律绝不是针对某个地区、国家发展道路或阶段的归纳。而是认为，每个国家由于自身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会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所以，当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为了论证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而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以马克思的理论做论据，马克思予以坚决驳斥，强调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它只适用于西欧。

其次，马克思毕生为解放被压迫者而从事学术研究，努力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阐明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晚年，他集中精力对非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写下了《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同情包括非欧洲地区在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坚决反对“欧洲中心论”。受马克思的影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对“欧洲中心论”持反对态度，对第三世界人民抱以同情。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应该作出自身的贡献。

叶险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方面有四个贡献。其一，全面昭示了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在本源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如关于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评价及其变化原因的探讨、关于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以及相关通信中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探讨等。其二，提高“世界通史”编纂中“非西方国家”所占比例，以正确诠释非西方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三，强调度量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以西方国家确立的标准为标准，并指出不能仅仅关注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把握“标准”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注重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就属于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其四，对从西方学界传输过来的历史学研究工具（即相关的概念和范畴，如“资本主义”、“现代性”、“进步”、“个人自由”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三个公正性”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尽管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已有反思，但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仍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

弗兰克：我们发现，在西方越来越多从事殖民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不再为殖民主义歌功颂德，他们关注到被殖民的人民如何想要得到自由和独立。但最近，关于殖民主义出现一种西方观点，这些学者即使表现出去殖民化是如何合法的，但他们往往更强调殖民权力的行为或殖民权力与反对殖民权力的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例证是，研究二战史的西方历史学家更多关注欧洲在1939—1945年的战争，而较少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

叶险明：目前，我们虽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但解决成效甚微。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迄今为止，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仍由西方国家主导。这包括主导相关历史的解释权。“仅关注二战中欧洲战场”是与西方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和学界主流认定西方国家在二战中“不容置疑”的中心作用直接相连的。其次，缺乏相关基本理论框架和范式的创新。拿不出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抗衡，这就使得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内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这也是我们渴望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但一接触到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又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相关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还不够。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学求真的主旨相悖。只有在不断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中才能实现“求真”的主旨。例如，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多视角进行定量和定性综合研究，从细节着手，并形成有说服力的成果，那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西方学界的相关偏见。

吴英：克服“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长期过程，就像建构“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样。应该看到，目前西方史学界仅有少数学者对“欧洲中心论”予以反思，而大部分学者还在沿用传统的研究范式。这其实和西方与非西方现实力量的对比紧密相关。尽管中国的崛起、金砖五国的快速成长正在改变世界的总体格局，但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美国还在坚持当“领导国家”。当然，这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努力的空间。首先，要提出能够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仅仅停留在反对层面是不够的，必须建构出合理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纂理论，才能为克服“欧洲中心论”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上提出具有说服力的“非欧洲中心论”观点和对“欧洲中心论”观点有力的批驳，这种真正的交锋产生的说服力才是实在的。最后，对待西方史学的研究成果，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吸收，而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取舍。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在力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要警惕“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的局限。如何以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

吴英：我非常同意警惕“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中国是“欧洲中心论”的受害者，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学术研究而言，当务之急是探求一种能够真正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范式。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利器。唯物史观认为存在普遍规律，但不承认有普世道路和普世价值。所谓普遍规律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的正是这样的规律。目前，我们对唯物史观中反对“欧洲（乃至各种各样的）中心论”的理论主张开掘得不够，亟待加强。同时，也要积极吸收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反思的成果，为构建既非“欧洲中心论”又非“中国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做��努力。

叶险明：“东方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中心主义”是相同的，即都在历史观层面上强调世界历史有一个主导的“中心”。因此，用前者来反对后者，表面看起来很“给力”，但仍属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反“西方中心主义”。这种反“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以为，要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应确立“三个公正性”。一是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以把“先进”和“落后”之分绝对化为其方法论支点的分析框架，客观地看待人类历史过程。二是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即评价主体只有超越“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才能真正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从而使价值评价建立在事实评价的牢固基础上。三是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使话语的表述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的公正性。

弗兰克：历史学家不能仅仅持民族主义的观点或民族主义的研究框架。即使写作本国的历史，也应尽力避免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式，而应尝试进行两方面研究：一是研究本国的“国际”历史，即本国的历史如何受到外在的影响；二是研究本国历史的跨民族历史，也就是本民族文化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得以建立，以及如何评价这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