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化是慈善事业转型新方向

刘振杰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15日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除了重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之外，还应当关注社会慈善的转型。社会慈善是形塑社会道德、团结与凝聚力的重要方式，是缓和社会冲突矛盾的理想手段。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是推动中国现时社会前进、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它们对社会慈善的影响显而易见。慈善既是经济活动更是社会活动，是连接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慈善事业进度迟于经济发展

 　中国的社会转型意味着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城乡二元对立分隔的社会转向开放融合的社会，也从侧重于经济建设转向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同步发展。当前，中国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转型过程十分庞杂和宏大，需要智慧与魄力、从容与耐性。

　　经济发展对于社会进步往往具有重要作用。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转轨，比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要快一些。中国要初步完成经济转轨，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预计在2020年前后，而中国社会结构要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换则是2030年以后的事情。由于慈善事业兼具经济与社会二者的功能与特征，因此其转型的进度会滞后于经济发展而超前于社会结构转型，大体在2025年左右完成由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的转型。

　　有些学者比较乐观，他们认为，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实现慈善事业的基本转型，甚至可以通过一次全民慈善运动加快慈善转型的步伐。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国民的慈善意识也有所增强，一旦慈善法、遗产税、赠与税等出台，慈善的外部环境将会大大改善，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也会大有改观。当前，大量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已经涌入慈善领域，许多先富群体的慈善意识也已被唤醒。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慈善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就像中国的国情一样是无法逾越的，高估或者低估当前的发展阶段都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我们的慈善事业在化解社会风险等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这也是我们的差距所在，只有承认差距，才能通过改变缩小差距。

现代慈善事业具备多维特征

　　延续性 慈善事业并不是仅仅承担临时应急之责，仍然需要较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是否具有延续性，应该成为慈善事业能否健康发展、成功转型的重要指标之一。当前慈善事业的管理运作方式、项目的设定以及资金管理的不确定性影响到慈善的可持续性。因此，增强延续性与可持续性应该成为慈善事业转型发展的基本原则。

　　透明性 当前的慈善事业之所以社会认可度低、公信力不足，主要还是因为其透明度不够，容易藏污纳垢，令人生疑。近几年的负面事件，皆因各慈善组织运作晦暗或者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所致。目前，虽然受内部与外界双重压力要求，透明度大大增加，但与现代慈善规范化建设的差距依然很大。提高透明度早已成为社会各界对慈善组织运作的重要期待。

　　规范性 用“一片乱象，一本烂账”来形容以往慈善生态，虽有些言过其实，但许多时候、许多地方的慈善也确实亟待规范。科学的管理和规范的运作是慈善事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可靠保证，也是慈善事业转型发展的方向性原则。

　　内部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起点较低，管理运作较为粗放。而现代化的慈善要求科学、精细、规范、效能，这就要求慈善主体自身必须尽快转变理念，改进管理方式，加快转型升级。转型意味着发展，不转型就意味着自我封闭和淘汰。

　　外部力量的推动 宏观上讲，在当前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作为社会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慈善事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不可能超然物外，也必须通过加快转型以实现升级发展。微观层面，人们的欲望是刚性增长的，当人们（尤其是贫弱群体）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不可避免地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也成为推动慈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现代慈善事业

　　与现代慈善相比，传统慈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救助效果上都需要提升。中国的慈善事业从传统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里的转型不是简单替换，而是呈递与演进。旧式的现代慈善会造成资源配置使用的无效率，尤其在当前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结构本身也失衡的情况下，慈善事业发展困境迭生。

　　新型现代慈善使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获得修复和重建。新型现代慈善能够充分发挥本国特色优势，包容吸纳西方现代性优点；能够促进社会文明的建设，改善生态环境；使人与自然相携永存，人类社会获得永久安全；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双胜、人与社会双赢，并把社会发展过程的环境和人员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这种对新型现代慈善的日益自觉和远大抱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实践指向。

　　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对现代社会生活及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和把握，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慈善事业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学的研究视域。社会学既要研究其过去，又要关注其当前，更要谋划其未来。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建之日。通过对社会实践和人的行为的修正，实现相互之间的协调互动。实践基础上的人与社会的统一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正如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通过实践将人的主观性与社会现实性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的充分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必然会朝着进步和越来越完美的方向变化。鉴于时代要求及国情所限，中国的慈善事业要加快实现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化。

　　从泛面型向社区型转变 当前的慈善之所以行业公信力及社会认可度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受助者主要是少数弱势群体，其话语权和发声力较弱；另一方面是因为慈善仍属于小众事业，距离大众还较远，仍停留在理念层面，和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不甚相干。如此，既不能让大部分人从中受惠，又难以取得人们的理解与支持。如果慈善事业尽快走进社区，实现社区化，这就容易适应大众的心理，符合中国古代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慈善理念，且与正在推进的城乡基层社区建设相辅相成。为此，慈善要加快走进社区，尤其要走进边贫地区的乡村，并向精细化、人性化方向发展，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生存型慈善往往只着眼于对象的现时需要（比如生计等），发展型慈善事业不仅仅是扶危济困的补充型保障工具，而且更加注重对象的长远发展，并逐渐成为整合社会资源、提振社会精神、塑造社会信仰、重整社会秩序的国家重器。当前及未来的慈善事业应该在充分保证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向着促进弱势群体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

　　从反应型向战略型转变 慈善可以弥补政府与市场的失灵，关照政府难以触及的领域。但是，慈善不应只是被动地救急、救火、拾遗补缺，而应主动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并上升为国家社会战略计划。尤其在市场作用日益明显、社会诉求不断升级的时代背景下，慈善事业的战略意义���可低估。小至一个组织、一家企业、一个社区，大至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必须依循战略思维将慈善事业的盛衰与其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总之，改革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坐等观望。传统的东西不可能转眼之间就现代化，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种新制度的转化与确立，是多种利益集团博弈妥协和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要确立一种新的慈善模式，要实现慈善事业的现代性转型，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作者简介】刘振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