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与中国人的异常行为

彭大松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文摘》2012年第3期

摘自《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

    中国人的异常行为

　　若干个案异常行为是一个经过比较才有意义的概念。在含义上，它与正常行为相对。判断某个行为是否为异常行为，参照物的选定非常重要。我们从两个维度上来选定参照物，其一，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或者说历史比较）出发，用当前的行为与传统中国人的行为进行比较。其二，从横向维度，即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处于不同群体的人的行为进行比较。无论是哪个维度上来衡量，下面四个案例中的行为都应归为异常行为的行列。

　　案例一：在上海浦东机场，留日的儿子为了学费之事与母争执，未果，儿子遂刀刺母亲，母亲受伤倒地，围观者甚众，无一人伸出援手，最后竟然是一名外国游客现场施救，

并最终将这位可怜的母亲送往医院。（新民网，2011）

　　案例二：中国富人的海外移民热潮。一度移民海外，成了富人的不二选择。中国的富人在国内如鱼得水，生活的好不潇洒，为何要移民国外？ （中国青年报，2011）

　　案例三：中国人在国外豪购行为常见诸报端，但令人不解的是，海外归国人士，通常在国外豪购茅台酒和中华烟，究其原因，一些购买者表示，从美国购买茅台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绝少有假酒，质量有保证。（中国新闻网，2011）

　　案例四：日本九级大地震，使得内地罕见的“抢盐热”一度达到沸点。（联合早报，2011）

　　上述案例均是新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此类在传统社会里都是不曾遇见的事件经常能在我们生活中看到或听到。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人的这种异常行为？ 这种行为具有普遍性还是特殊性？ （即针对不同的文化群体，是否都有相同的影响？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来逐个分析一下个案本身。案例一的焦点在于在人流甚多的中国机场，面对受伤的中国人，中国的旁观者无一人伸出援手，反而是一个外国游客在现场施救。这说明了什么？ 中国人很冷漠？ 中国人丧失了助人为乐的精神？显然，这些都不能满意地对此作出回答。案例二中说的是中国富人热衷移民国外的事。难道中国富人不够爱国？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些似是而非答案实际也并非问题的实质。倒是案例三中，我们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中国人这种海外购物热潮乃源于一个简单原因，即中国出口海外的东西是真的，且价格便宜。反过来说，国内销售同样品牌的物品有很多是假货，且价格比海外的要高。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国内销售的国货为何有售假的风险？为什么销往海外的商品价格更便宜？这些问题都无法轻易地能找到答案。案例四中描述的“抢盐”事件，且最终引发了一种舆论恐慌，原因何在？是老百姓愚昧还是老百姓安全感缺失呢？

　　通过对上述原因的追问和思考，我们发现这些行为都和信任一词存在着关联。案例一是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案例二是对社会体系不信任，案例三是对行业组织的行为不信任，案例四，社会体系不信任导致的安全感缺失。

    信任生成与信任危机

　　信任生成只是信任存在过程中的首要步骤，而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得这种信任得以维持下去。如何才能维持下去呢？这就需要有对信任基础的外在或内在约束违背行为实施惩罚，即建立惩罚规则。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之所以信任能够持续不断，本质上并不是因为血亲关系或熟人关系的缘故，而是在血亲或熟人关系基础上所生成的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与伦理的约束，以及人们对偶尔违背这些规则人的惩罚。惩罚的形式可以是无形的道德谴责，也可以是有形的体罚。群体的谴责和舆论的压力往往使得“犯规者”难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同别人交往下去。这种惩罚规则的存在强化了信任机制，使得信任在社会关系结构不改变的前提下，得到永续。西方社会的情况又如何呢？西方信任的基础中存在心理预期、文化预期和惩罚机制。其中，心理预期和文化预期来源于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比如西方的宗教信仰，而惩罚机制则是法律法规和道德谴责。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信任生成中的外在性约束（即法律法规）和内在性约束（主流价值观）都构成了必要的前提。而约束本身的被认可和惩罚机制的存在必然也会强化信任，使之在社会互动中得以维续。

　　从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信任的生成过程看，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既构成了信任的前提又是信任得以维续的保证，这在现代信任系统中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信任就会出现问题，产生信任危机。信任危机分成两种。一是信任在一次互动完成后即宣告终止。即信任难以持续的问题。一次性交往过程中，人们往往因私利心驱使，产生违背约束规则的行为出现（经济学中称为一次性博弈）。这种行为往往导致信任难以维续。二是信任产生的基础“薄弱”，使得信任生成出现问题，当无法产生出信任时，信任的持续问题就更不存在了。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信任无法产生？首要的原因当属信任基础的缺失。在社会转型期，这种缺失尤为突出。当一种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之时，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信任的基础处于“真空”状态中，因而无法产生出信任。另外，当信任维持成为问题时，往往也会削弱信任生成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信任缺失也可能是信任难以维系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总而言之，信任危机的出现是信任机制中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出现问题所引起的。因而，对中国当下所出现的信任问题的讨论也应该从信任机制入手。

    社会转型与中国的信任危机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信任机制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人际互动的范围狭窄，一般只限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里。其二， 信任产生自然是以血缘、亲缘或者是扩展的亲缘关系为基础。其三，信任关系的约束以内在的伦理观为主， 外在约束（法律法规）为辅。所以传统的社会又被称为礼俗社会。然而，在中国导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急剧转型，信任的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信任的影响也自然凸显出来。社会转型从熟人社会扩展到了陌生人社会，互动范围从熟人群体转移到陌生人群体的时候，互动所产生信任的基础实际上已经部分地被消解了。熟人社会的伦理本位在陌生交往群体中无法构成共同的基础，这样内在约束所引发的惩罚机制也形同虚设。另外，从熟人扩展到陌生人交往群体本身，实质上也同步削弱了人们对内在机制的惩罚规则遵从，使得（互动中）一次性“博弈”中违背规则的可能性加大，其后果必然使得信任难以维续而产生信任危机。社会转型期的第二个重要的影响是观念滞后于现实。从理论上而言，面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问题，我们的法律法规还没有来得及改变以应付这样的问题。

　　另一原因。根据实际情况出台或修改法律法规的数量和频率，中国可能是处于世界前列。特别是地方法规的出台更是“神速”，因为没有那么多民主程序的制约，凭官员“拍脑袋”便可制定出新规。如此高的频率出台规定以应付新出现的事物，故而规定的“滞后性”所造成的影响应该很小。社会转型一方面使得构成信任基础的内在价值观不适用于陌生群体的交往，另一方面法律法规的约束力也并未比传统社会有所增强。两个原因结合起来，并导致人际间的信任缺失和信任难以维续问题，即中国当下的信任危机。

     对案例的再思考

　　对具体案例进行再分析之前，尚需要解决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文中开始部分所提出来的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的问题。从狭义上把个人对社会制度系统的信任称之为系统信任，它与个人或群体的信任是有区别的。其区别主要在于：制度系统自身便构成了信任的重要前提。它由规则构成，为行动者提供信息，是行动的基础，同时也对行动者起到型塑作用。个人之所以信任制度系统，是因为制度系统对任何个体都将具有一致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对此最好的解读。然而，一旦制度系统因人而异时，便使得制度系统本身的约束力下降，同时使得人们对制度系统信任度降低，这便形成了系统危机。如果要细究制度系统为何会因人而异时 “中国人的关系观”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人的关系观和脸面观往往使得制度系统的约束力形同虚设，久而久之，制度系统不仅在体制外成员中的公信力下降，而且体制内的人（规则的运作者）也不能相信制度能够给他带来“长治久安”，因而制度信任危机带来的社会后果具有普遍性。回到“富人海外移民热”的案例中来，真实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他们对制度系统不够信任，他们不信任制度系统能保证其财产私有权“不可逾越”，甚至还有可能如其他评论者所说的，富人可能更担忧通过直接或间接操控制度所获得的财富，会在未来制度系统“不稳定”时遭遇风险。如果说“富人海外移民热”不足以说明是制度系统危机所致，那么中国人在海外豪购国货的行为便使得国人对制度系统的信任危机暴露无疑。在同一个国度生产同样的物品，在国外市场上不但没有赝品，而且价格低廉。我们且不去讨论涉及市场定价问题的国际市场卖价低的原因，那么国内市场充斥赝品，应该作何解释？ 如果说制度系统能“一视同仁”地把出口货和内销物品同等看待，还会有国内市场充斥赝品的事情发生吗？ 无论是“富人海外移民热”还是“国外豪购国货”行为，实际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富人阶层，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如果说他们因深谙社会体制系统运作之道，而采取的一种规避风险的策略行为，那么普通老百姓“抢盐事件”又说明什么呢？ 显然不是老百姓的“愚”，它折射出来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安全感缺失，“抢盐”是一种无奈之举。“安全感缺失”背后显然还是对体制系统的不信任。如果他们相信体制有足够的能力来保证他们的生存权，他们是不会作出这等近乎愚昧的疯狂之举。

　　概而言之，当前中国人的许多异常行为所引发的社会事件本身可能多少会有偶然的因素起作用，但其背后所隐含的许多社会必然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这些个案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便是其中之一，中国目前正处于向工业化、城市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引导人们在互动中重获信任的“阳光和雨露”，将是社会和谐的关键。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