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量改革亟须社会合作意识的助力

王道勇

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6期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60个方面330多项具体改革举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180多项具体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为我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赢得了诸多赞誉。但一到落地阶段，这些改革举措具有的存量改革的性质显现，改革开始触及一些部门、地方和群体的实际利益，一些被改革者对改革的热情迅速下降，甚至会暗中阻止改革措施的落实；同时由于在存量改革过程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不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有心理趋离之势；因此，有些人开始担忧部分改革措施有受阻之虞。
　　出现以上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改革已经不同于既往。过去二三十年间增量改革不触及强势群体利益，同时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事后补偿。这种改革做法的益处是改革阻力很小，社会活力强，但是长期执行也会附带产生一种社会心理定势，就是人们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没有在内部形成利益协商意识，也没有自主地进行利益妥协的经验和教训，没有政府的参与就无法通过利益合作以达成社会的共生共赢。
　　未来，全面推进改革的关键不在于进一步出台多少政策和制度，因为最近两年的制度设计已较为完善，关键在于要使这些存量改革措施落在实处，就要在整个社会营造社会合作的氛围，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有通过利益协商和妥协以达成共赢的社会合作意识。
　　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存量改革的基本特征决定着社会合作意识至关紧要。一般而言，存量改革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存量改革是增量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增量改革能做的已基本做尽，未来的增量改革能否像过去那样延续下去，关键就要看存量改革成功与否。如早期的教育制度改革重点是“普九”、高校扩招等，而现在的改革重点却是建设无择校城市、“异地高考”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未来能否全民受益关键就在于这些存量改革性质的制度建设能否成功。所以，在存量改革中如果强势群体没有社会合作意识，没有进行利益让渡的心理准备，反而有意无意进行抵制，那么存量改革必然会举步维艰。
　　改革的支持者处于缺位状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阻力：一是思想不解放，二是利益固化。近两年推进的存量改革如反腐败、权力清单、依法治国、绿色化等，已经触及一些人的核心利益，虽然也有人叫好，但他们感觉到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让自身直接受益，改革中没有人有明显的“获得感”。如果普通老百姓没有一种社会合作意识，只关注自身的相对剥夺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不愿坚决做存量改革的有力主持者，改革也会后继乏力。
　　存量改革的正面效应显现具有时差性。存量改革力图通过深度的利益调整来最终形成整体利益的增益，但这种正面效应的显现却需要人们的全力参与和耐心等待，其正功能在几年、十几年甚至数十年后才能充分显现。例如，近期中央提出，要通过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但短期内人们只能看到让一些人很痛苦的“减法”，一时还很难看到“乘法”效应的充分释放。所以在存量改革中，如果普通老百姓没有一种社会合作意识，没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眼光，只追求短期效应，只偏爱采取短期行为，那么存量改革也很难维系下去。
　　基于以上分析，从宏观角度来看，未来改革的关键就是，让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树立社会合作意识，共同助力存量改革的深入推进。
　　普及基本的社会合作意识。在存量改革中，全社会最亟须形成的基本社会合作意识有三个：一是人们都要意识到，未来的存量改革不是“你死我活”式的改革，它只是在人民内部进行的一种利益调整；二是未来的存量改革不是“你增我减”式的改革，短期内一些群体可能会利益受损，但整体利益提升后，这些利益受损群体也会从中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三是未来的存量改革不是“一蹴而就”式的改革，存量改革的实施需要一段时期的设计、出台、碰撞、冲突、磨合，直到最后的成功耦合。
　　动员强势群体自愿参与存量改革。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临终时立下遗嘱，死后将自己庄园中所有属于他的奴隶解放为自由人，并建议其妻也这么做。结果是，其妻在华盛顿逝世后不久就将两人的所有奴隶全部释放，并说出一句警世名言：“我不愿意生活在一群希望我早点死的人中间。”强势群体应当牢记此言，意识到存量改革短期内可能会伤及自身的部分利益，但长远却是有利于自身，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此强势群体应当主动配合中央进行利益格局调整，甚至主动进行利益的部分让渡。同时，社会也要鼓励甚至动员强势群体参与存量改革，促使其成为存量改革的推进者，而不是将其视为改革的对象。
　　引导弱势群体形成利益妥协意识。一直以来，改革过程中一个基本的舆论导向就是“无条件地同情弱者”，这种做法虽然可以逼迫政府无条件地偏向弱者，让社会底层永不绝望，但却极易引起“仇富”心理，导致“社会中层永不满足”和“社会上层永不松懈”这两大目标无法实现，使这个社会的活力丧失殆尽，最终会损及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为此，要在舆论引导方面着力，让弱势群体形成利益妥协意识：让弱势群体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的满足都具有相对性，弱势群体需要依法与强势群体进行协商沟通和相互让步来满足自身需求；弱势群体还要意识到改革收益的增长具有阶段性，例如，过去10多年社会福利收益的快速增长只是短期现象，未来的民生改善是不可能以这个速度再持续二三十年的；弱势群体还要树立起靠自己的双手来改变命运的意识，唯有如此，强势群体才愿意与弱势群体进行协商、沟通和妥协，通过各种社会合作来改善各自的状态，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王道勇，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