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春节密码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不管其他的节日怎样被虚度，不管长长短短的假期怎样被“宅”与“消费”浸染，华夏子民，无论身处我们地球的哪个角落，总是对农历正月初一——“春节”有着不可替代的记忆和期盼。

这个绵延2000余年的华人“大节”，曾经被我们的民族赋予太多的寄托，国运的昌隆、家族的凝聚、神灵的护佑⋯⋯

100年前，当新生的共和政府改传统农历的元旦为春节至今，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战乱、革命、运动和变革。旧风俗的消失、新风俗的确立，世俗和物质主义的盛行，使得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当今一些人心目中，也变得平淡，不复记忆中的厚重。

近30余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变革让中国人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范围迁徙流变。一代、两代、三代的中国人，离开自己的父母之乡，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奋斗，寻求机会、财富和成功。在21世纪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新春之际，我们停住匆匆的脚步，回顾、追念那些曾被我们疏远、遗忘的家庭、先辈、家族的足迹，希望在血脉的追忆和凝聚中，重建我们个人、家庭、家族的心灵家园。

无法确知，这种对个人、家庭、家族先人的追念是否是可以重新赋予春节以独特人文标识的传统资源，还是只是一代人漂泊之后的慰藉之法。但已经看到的是，春节、家庭足迹的追寻、先人的追念、祖先的拜祭，也许可以让我们这一代饱经漂泊、诱惑的心灵得到慰藉、温暖和皈依。

一代中国人的家园足迹

30余年来，中国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流动和迁移，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超过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时期。在此过程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经历着断裂与绵延、故乡与他乡、漠然与眷恋⋯⋯

这是四个城市四个家庭的故事，却是一代中国人家园足迹的写照。

北京

蒋高明：在故乡与异乡之间

蒋高明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

1985年9月，刚刚考上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生的蒋高明把户口从济南迁到了北京，以那个时候为起点，他恋爱、结婚、买房、生子，做了超过25年的北京市民，从一个怯生生的学生慢慢变成了植物所的首席研究员。在漫长的时间中，蒋高明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北京，但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却还是习惯说：“我是山东平邑人。”

今年春节，蒋高明打算带着家人回平邑过。父亲至今仍生活在沂蒙山下那个叫蒋家庄的小村里，70岁了，还是闲不下来，在地里种点花生、山药、生姜⋯⋯

蒋高明曾多次把父亲接来北京，但老人过不了多久就会在北京的高楼中想念自己村里宽敞的平房，想念他那依然烧着柴火的土灶，父亲是平邑县蒋家庄人，这一点已经永远不可改变。而蒋高明正在读大三的女儿，却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北京人，说话带着京腔，温馨动人的童年回忆是春天的北海而不是蒋家庄里的金线河。蒋高明有时候想给她讲讲家乡，但永远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只有蒋高明，被时空尴尬地卡在北京与平邑之间，不管身处哪里，他都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在故乡，还是异乡?

渐行渐远的家乡

蒋高明第一次真正离开家乡是在1981年，17岁的他考上了山东大学生物系，这是村里第一次有人考上了重点大学，远远近近的乡亲像看大熊猫一样过来围观。被热热闹闹地围观了一个夏天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大城市：济南。

济南显然不是他的家乡，蒋高明哪里都不敢去，因为去哪里都要花钱，他总想回家。第一次放寒假，晚上五点的火车，因为怕错过列车，蒋高明早上四点就起了床，然后坐在候车室里痴痴地等啊等。那段如今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那个时候要在火车上坐十几个小时，没有卧铺，火车走走停停，又总是误点，沿途疲惫不堪，但他还是想回去，想把在城市的见闻告诉家人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中的大多数，连火车都没见过。

但是真地回到家乡，蒋高明又开始感觉这些那些的种种不适，村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他渐渐觉得，自己就像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家林，他与家乡，已经渐行渐远。

从1989年到2002年前后，蒋高明几乎没有回过平邑。1985年，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然后又顺风顺水地继续读完了博士，他从大城市济南到了更大的城市北京，生平第一次坐了地铁，一号线车票一毛钱，人不多，不像今天的一号线要猛吸一口气才能挤上去。他出国待了一段，有两次春节都是在国外过的，在这13年中，他忙着结婚、生孩子，在竞争激烈的中科院里提副研究员再到研究员，压力大得让人很难有闲情愁绪，除了在家的父亲，他甚至很少想到家乡。

一直到2002年，他被山东省评为“泰山学者”，在科研需求的刺激之下，他被重新唤起了对家乡的情感。蒋高明开始思念村里高高的树林和窄窄的金线河。小的时候，他在金线河里游泳，在河边沙滩上抓鸟抓知了，他说“如果真的一直不回去，可能就慢慢淡忘了，但是我又不甘心”。然而等到他阔别多年后回到家乡，却发现又什么都和记忆中出现了偏差：村子多了个臭烘烘的养殖场，大树被砍得差不多了，金线河再也不是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村里人说，现在连喝的水都已经发苦了。

2006年，蒋高明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弘毅生态农场”， 名字来自《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农场里种几十种生态蔬菜，养牛养鹅养鸡养狗，还养蝗虫给鸡吃，他父亲也过来参观，但是怎么都不理解：“种菜怎么能不用化肥不打药呢?”

大家族下的寂寞家庭

想到今年能在村里过年，蒋高明有点儿说不出的兴奋。很多个春节他都是在北京过的，邻居们互相不认识，所谓过年就是跟全国人民一样看看春节联欢晚会，放几百块钱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通乱响。前几年他们还去去庙会，但是越逛越觉得没意思，“不就是买东西吗?”他记忆中的春节不是这样的，春节应该跪下来给老人磕头拿压岁钱，村里以前有个老陵，蒋家所有祖先的坟地都在里面，年三十的时候村里每个人都会去烧纸，正月十五则是去点灯，把胡萝卜挖个洞，放上花生油，插根黄草棍就成了一盏灯，灯火在每个坟头上闪烁，灯前则是跪拜着和先人们说说话、祈求来年幸福的村民。

蒋高明并不那么明确地知道属于自己这个小家庭的坟都在哪里，他知道的祖先，只到了“打过日本鬼子”的爷爷辈儿，再往前数，他就有些糊涂了：他们是更早时候的迁徙者，在四五辈之前曾经举家迁到别的村庄，到了父亲这一辈才又重新选择归来，真正的近亲们都没有跟着过来，在看似一个庞大蒋氏家族的庇护下，却是他这个小小家庭的孤单。最近村子里有人在张罗着重修族谱，把家家户户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蒋高明兴高采烈地打算凑进去帮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不过他也有点迷茫，“老陵早被平了，现在都是农田，现在回去还想点灯，也找不到坟头了”。

蒋高明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当是“父母在，不远游”，然而现实看起来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归到那样的程度，蒋家庄也就不到一千人口，却已经走出去了一百多人，离开的人，都没有再回来。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幸运，起码工作可以允许他两地奔波。在村里他盖了一栋三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上了抽水马桶，屋前屋后种了二十多种树，洋槐，苹果，李子，杨树，雪松，银杏，他想象着到他退休那一天，他能常常回去，坐在院子里看着故乡，而身旁已是大树参天。

上海

樊阳：父母在哪家就在哪

从华南至华东，从东北至西南，世代迁徙流转之后，樊阳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代孙，但没有父母的地方，终不是他的家园

 即将到来的兔年除夕，樊阳的小家还是没法团聚。他早早地告诉妻子，今年要回陕西过年，“其他都可以随便，但这个没得商量”。让他头疼的是火车票，哪怕只买得到一张，他也宁愿将妻子和10岁的儿子留在上海，孤身一人出发。

年过七旬的老母亲至今住在陕西咸阳。不久前，母亲还给他打来长途电话，因为儿子最近出名的事儿。2011年1月，为学生免费举办人文讲座长达20年的上海市高级教师樊阳，因媒体报道而从默默无闻变为广受推崇。

听说儿子一晚上接待五拨记者，母亲在电话里一边是高兴，一边是担心。末了，是一声叹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你们全不在我身边。”

流徙的家族

1969年8月，樊阳出生于四川广元。他的父母都是北京电子管厂工人，因大三线建设随着单位迁入大山，母亲在风尘仆仆到达广元后的第三天便生下了他。

厂里职工来自五湖四海，说的是普通话。而樊阳的父亲，偶尔会在家里说起“鱼凳子、鱼凳子”(音)，樊阳一直困惑，那把呆头呆脑的木凳子，为什么会和鱼产生关联。

后来找到答案，父亲其实是上海人，年轻时在一家收音机行做学徒，公私合营后报名去了北京，在那里遇见原是北京满族人的母亲。父亲所说的“鱼凳子”，其实是指“圆凳子”。

父亲还告诉樊阳，樊家祖籍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上，直至樊阳的太祖父年轻时来到上海经商才定居上海。如果继续回溯，在溪口的这一支樊氏，又是早年从更遥远的广东与福建两省边界迁来的。

樊阳恍然大悟。他意外知道为什么姐姐们取笑他“返祖”了——他个子不高、眼睛大且深，看上去确实更接近闽粤人的相貌。

从华南至华东，从东北至西南，世代迁徙流转之后，家谱散佚，樊阳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代孙，甚至“连太祖父在上海做的是什么生意，也没有人知道了”。

现在，樊阳成了四川人。然而，父母所在的厂矿又与四川若即若离。它没有便利丰富的日常生活，也没有红火浓郁的年节氛围。它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是让樊阳深恶痛绝的、父母晚上吵架的细节在第二天成为邻居谈资的熟人社会。

1980年3月，樊阳的父亲调入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举家迁至陕西咸阳，进入另一种更加庞大、与城市更接近的厂矿生活。“我要脱离这个环境，要走出另外一条路”，他下定决心。

这个心愿，直到樊阳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仍不能实现，而是回到了咸阳。1995年底，樊阳远在上海的姑姑牵线，为他在一家学校谋到教职，樊阳才真正走入上海。

26岁的轮回 

初到沪上，父亲显得比樊阳更为兴奋。刚上出租车，父亲就给妹妹打电话：“我在26岁离开上海，现在我的儿子26岁终于回到了上海。”语气里是满满的骄傲。

樊阳却感到一丝失落。他不得不轮流借住在姑姑、叔叔等上海亲戚家逼仄的门厅或过道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黄昏时遥望着高楼里的点点灯火，感慨着没有一盏属于自己。

在上海，他第一次知道不同部位的猪肉原来有着不同的名称和价格。问路时，热心的上海人告诉他最高效的公交换乘线路，连需不需要过马路都计算在内。“合算”，他觉得这句口头禅便是上海人最明显的特征。

到上海的第一个春节，他没有回家。感受到城市年味儿的寡淡，他开始怀念咸阳的社火。“咸阳大街上全是人。踩的高跷都是两米以上的，走上十几二十公里。无论多远，你也能看见那些‘文官武将’。”

这也是他最想家的一年，“就是骨肉分离的感觉。给他们(父母)打电话，还要装着特别高兴，其实你心里特别难过。他们也是一样。”

直到三年后，樊阳分到一套50多平米的小房子，才将父亲接来同住，在上海安下了家。这位有着浓重上海情结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常去寻访儿时居住的仁庆坊。回家就跟樊阳说，他怎么找到了一位瘸腿的老邻居，打听到其他人的消息⋯⋯

“上海就是他的根。他离开上海的时候，肯定希望能闯一片天地，但是他后来是越来越潦倒”，随着年岁渐长，樊阳越来越理解他的父亲。父亲去世后不久，仁庆坊为配合地铁4号线建设而拆迁，樊阳还赶着去看了最后一眼废墟。

 故乡在远方

对上海的眷恋，樊阳远远没有父亲深。他寻访的故乡，是四川广元与陕西咸阳。他曾回去过一两次。厂子迁走了，变得整洁而安静。家里的桃树不见了，院子长满了草，搭棚也没有了。咸阳社火没人踩，一些厂矿甚至规定过年不能放鞭炮了。

“过年只剩下在家里的感觉，而你的父母在哪里，你的家就在哪里”，尽管已在上海定居15年，他仍坚持回到陕西，陪健在的母亲过除夕。

樊阳10岁的儿子管怀怀偶尔抱怨父亲不与他们一起过年，樊阳只说“你还太小，不明白”。怀怀出生在上海，不过登记籍贯时误报了樊阳的出生地。樊阳有时跟儿子开玩笑，“你看，你也是四川人!”儿子当了真，急忙争辩：“不是，阿拉是上海人!”——儿子说的，已经是樊阳妻子教的上海话了。

怀怀也不相信樊阳忆苦思甜时说的那些故事。樊阳说那时没有肉、没有苹果、没有酸奶，怀怀偏不服气：“你吹牛!”

樊阳感觉，包括儿子在内的上海下一代，已经不懂春节的仪式了。他们不知道除夕前要把饺子包好，把地扫好，过了十二点必须开灯。除了看春节联欢晚会，他们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

于是，他借着教授初一语文课本中“故乡情思”章节的机会，布置了一个“寻根”调查。学生们在做过一个家庭祖辈、父辈的访谈后，有家长反映说，这似乎是孩子第一次理解“怀旧”与“思乡”的情感价值。

“至少他们应该感受到，中国人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应该保留的根”，樊阳说，“虽然我自己的故乡好像一直在转移的过程中，但是我有一个觉得幸福的地方，你会对具体的故乡有所淡化，但是对祖国和民族，感受就特别深。在我心里，一个永恒的故乡永远在。”

广州

 郭少达：“根”的漂移

“我们实际上没有土地归属感、城市归属感。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许只在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郭少达一直没有拍过真正意义上的全家福——几十次新年，他们一家从来没有聚齐过。他甚至觉得，这个愿望在有生之年很难完成了。

他记得的家族年夜饭，从四五人至二十多人不等。包括他在内，郭家八位子女自孩童时起便随着父母迁徙分散、各奔前程，现定居于广东、湖南、河北、香港等五地。于是，去哪里过年，便成了一个幸福的烦恼。

郭少达今年同样苦恼了很久。起初是不知道在哪里过，是留在广州自己的家、或是湖南益阳妻子家，还是湖南长沙的大姐家。

最终胜出的，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答案，“老人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母亲今年在大姐家，郭少达便决定回湖南。不过，操心的事儿更多了，担心母亲的心血管病会不会因寒冷潮湿复发;担心如果回家探母的兄弟姐妹太多，大姐肯定手忙脚乱;也担心自己和女儿，习惯了温暖多雨的广州气候，会不会像之前某次一样，才开车赶到益阳，就被低温和冰冻逼得打道回府。

乡音已改

1973年农历年三十的下午，河北省邢台县南石门乡的一处四合院里，站满了郭家老少三十多人。院子正中摆了一把条椅，端坐在上的是辈分最高的、郭少达的父亲和大娘(即父亲的大嫂)。14岁的郭少达没有见过这般阵势，只是站在一旁。

在城市长大的郭少达显得很是扎眼。他穿着一件母亲特别订做的蓝色棉衣，是带着小毛领的夹克样式，外面还罩着一件大衣。而与他同龄的村里孩子，不合身的外套积着灰尘污垢。

这时，他突然吓了一跳——全院子的人呼啦啦全跪下了。“跪下、跪下”，有人对他使眼色。郭少达不肯，只是涨红了脸，“这是干什么呢?没有这个习惯!”

他甚至觉得，正在进行这仪式的父亲也不太习惯。父亲尽管出生于此，但7岁时便跟着父母逃荒，沿途乞讨至北京。随后，父亲被收留进熊希龄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18岁时投身革命，解放后在湖南、广东、北京先后任职，上世纪60年代初定居湖南益阳。

从益阳回邢台的路上，有当地人问他父亲要去哪儿。父亲说回老家，河北邢台。那人不信，“你满口的北京话，哪里像河北人了?”

河北邢台的年糕是红色的，掺着枣泥与高粱;湖南益阳的年糕是白色的，糯米做的。在邢台，小孩还能上树上房，一起哄到别人家要零嘴吃，气氛比城里热闹得多。“很温馨、很新奇、很兴奋”，这是让郭少达大开眼界的一个春节。

这也是他第一次跟随父亲回到祖籍过年。父亲去世后，他想，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

似曾相识

“一号线”，这是郭少达记忆中的名字，曾是从毛主席的家乡湖南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19岁时，郭少达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坐着它来到北京。

“傍晚六点钟，正是夕阳西下，我们进入北京城，那么庄严和神圣”，郭少达开始了他人生中“满是希望与阳光”的大学时代。

他其实出生在北京。1959年，父亲正任国务院水产部海洋渔业司司长一职，他作为最小的儿子呱呱坠地。不过，两年多后，父亲就申请调回湖南益阳，全家离京南迁。

重回北京，郭少达发觉这座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有着熟悉的气息。他在湖南依稀记得一种奇怪的味道，却始终未探寻到什么踪迹。当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坐公交332路，途经北京动物园，猛然发现记忆中的味道正是来自于这里。或者，他走进北京图书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他猜测，或许父母也曾带他来过。

从大学时起，他才感觉，湖南益阳的新年越过越安稳。此时，父母年岁渐长，其他兄弟姐妹各自安定，郭家80后也陆续出生了。

他曾经习惯的春节，是身为革命干部的父母下乡蹲点或是参加运动，不能回家。湖南风俗中的四喜丸子、红烧猪脚、熏鱼熏肉等大菜没人会做，只有大姐准备的一些小菜，可以让回家的兄弟姐妹们头碰着头一起吃到碗底朝天。

好在动荡已经过去。上大学时，郭少达家里有了花生和瓜子，父亲会包白菜猪肉馅饺子。晚上，一家人围在火桶旁，搭了棉被脱了鞋，暖乎乎地闲聊。而在湖南，闹元宵、逛花灯、地花鼓重新恢复。郭少达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南日报》，在工作上大展拳脚。1987年，他结了婚。

上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春意渐浓。

逆流而上

由于母亲是广东人，郭少达懂粤语。1991年，他成为《湖南日报》第一个派到省外的广东记者站记者，几番曲折后，他转投《信息时报》，2001年下海经商，正式定居广州。

“我到广东各地去走的时候，感觉是沿着我家族的长河逆流而上”，郭少达不断发现，他的父亲在半个世纪前曾在同样的地点工作。父亲曾任中共华南分局粤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后在广东开展土改，建立新中国基层政权。

当他来到江门海关，他便记起父亲接收江门海关的旧事：一个精通英语的“土八路”，是如何让势利官僚们心服口服的。当他去美国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在小旅馆偶遇一位扫落叶的中国老人，细聊之后发现老人居然曾是父亲的部下⋯⋯“这些常常使我感到很亲切”，郭少达说。

他常把母亲接到广州，一起过年。家人都喜欢广州的花市，有种平民化的温暖与喜庆，“气氛比益阳更浓烈，可是生活更恬静舒适”。

偶尔，他会回想这五十多年的颠沛流离，人生在不经意间被划分得如此清晰。十多年的童年动荡，京城四年的青春阳光，湖南十年的意气风发，广州二十年的安定自在与酸甜苦辣。如今，又是一个新的十年。

“我们这两代人离开了土地，乡土、宗法观念很淡薄”，郭少达感慨说，“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许只在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他如父辈般桀骜，只是少了些时代裹挟，多了些自主空间;而他的女儿正在学习服装设计，目的地是法国巴黎。“从父辈到我的孩子，心很野，这点是相同的”，他笑着说。

有了这样的共鸣，他坚信女儿不会忘记家族的历史。“就像我不会忘记父辈走过的路一样，它不需要刻意追求，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

成都

廖志林：远离祖先也就远离了皈依

“搞清楚你的家族是什么样的，很多欲望就会得到遏制，人会很满足。”“尊崇祖先，实际上是在找自己是谁。”

——本刊记者/张蕾

如果这会儿在老家，一准已经吃上枇杷了。42岁的廖志林想。

每每年关将至，他都感觉回家的鼓点越敲越紧。

可这里是成都，枇杷要再过四五个月才能上市。在这里，太阳是稀客，好容易抓到它露头，人们都要搬出桌子露天喝茶，晒着，不顾冬天的湿寒。哪像老家，人都“黑黑的”，受尽太阳的宠爱。

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南，坐14个小时的火车，1个小时的汽车，1个半小时快艇，再1个多小时的汽车，然后走上几十分钟，就到了廖志林的老家——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国胜乡。离乡23年的时间，冠以形容家乡的词汇从“穷山恶水”变成了“风景优美”，也让他从农村娃子变成省会市民，可他还是认为，能回得去的自己才是真的自己。

让青春投奔都市

听老辈人说，廖志林的父亲祖上来自乐山市井研县，走茶马古道来川滇边界做生意，路上土匪多，到了这个少数民族混居的山沟沟里就回不去了。于是安顿下来，运用从外面带来的“先进文化”，开染坊，经营酒作坊，也曾一度富裕。后被土司剥削，钱财余少，田地无几，只剩几间大瓦房，依着这，解放后，廖家的成分被定为“富裕中农”。而廖志林的外公曾是头人，母亲家族在当地显赫一时。

廖志林出生在“富裕中农”的大瓦房里。母亲是农民，几乎不识字;父亲先在乡政府里做厨师，后来在学校里做校工，转成正式员工后便成了工人。廖志林小时候上山采药，站在山上向外看，一座连着一座，“绵绵无绝期”，老也望不出去——从攀枝花出来一路走到乐山进入成都平原，才能把山走完——“外面的世界”在缺乏素材的想象中凝结成一个空洞的“美”字。

唯一具体的画面是从电影里看到的：一群人骑着自行车，到红绿灯全部刹住，齐刷刷地把腿脚放下。这几乎是廖志林童年里对城市的全部理解。

鲤鱼跳龙门的飞跃是在1987年的夏天实现的。发榜的日子，廖志林从乡下走到县城，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同学，对方告诉他录取通知书到了，“好像是个本科”。

“我当时一下子就抑制不住笑，真是，打心眼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笑着去的(学校)。”

这年夏天，廖志林和他的另一位同学成了全县在恢复高考后头两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

离开家那天，他背上行李——一床被子、一张床单、几件细软——就独自出发了。走到县城了，父亲才追上来见他一面，算做送别。

大学生廖志林从此告别了乡村，告别了那些个逐日取暖的冬天——冬日的早上，廖志林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追着太阳取暖，从山顶一路跑下来，阳光晒进教室才去上课。

迁徙开始了，家乡一点点变小变远，长长的休止符打在亲切自由的日子上。

大学毕业后，廖志林被分配到华西医院，在成都安定下来，事业一路向上，刚逾不惑就已位至这家大医院的中层干部。作为华西医院党委宣传统战部的部长，头顶“一官半职”的他成为乡间口传耳闻的“传奇”，也寄托着乡亲们来大城市求医的希望。

到成都来找廖志林看病的同乡，本来陌生，但看着长相，他也能八九不离十地说出来人是“老谁家那小谁”。廖志林乐意为同乡们提供帮助，他总想着自己没为家乡做过什么贡献，这种帮忙找床位帮忙挂号的行为，也算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的报偿。

“回去”的途径

廖志林对家乡依然保留着尊崇和迷恋，尤其在如今每天打电话打到听筒不敢紧挨着耳朵的生活状况下，他更加热爱“回去”所获得的踏实和放松。“回家过年”对廖志林来说，正是寻找自我的机会。

“春节回家，串亲戚，找朋友，实际上是找到我的过往。”

寻根问祖的途径不仅在乡亲的眼光里，也在祭祖的仪式上。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吃过汤圆，时间一到，每家就拎着上坟所用——酒、肉、纸钱、鞭炮——出门了。廖志林的父亲吆喝一声，大家就出发去本家族的那片坟山。

在祖坟前，烧纸，烧香，摆酒肉贡品，之后一大家子论资排辈地依次跪着向祖宗磕三个头，一炷香燃尽便开始放鞭炮。

“我们那有一条河，河的两岸有平地的地方就有人住⋯⋯山不是太远，河谷两岸，也就一公里半公里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到：‘那家的人回来了’‘他家是不是很多人?’人越多就越说明子孙兴旺嘛。鞭炮放得越响，说明经济状况越好，像比赛似的。”

一阵阵炫耀性的热闹在正午时分给祭祖仪式画上句号。

“走这么个仪式，实际上是一个认同，找到自己是谁。”

基于这个原因，廖志林觉得“在城市里年的味道没有农村里好，就是因为没有祖坟啊⋯⋯没有皈依了，你找不到了⋯⋯不像是这片坟山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第几高祖、曾祖就埋在这。没有那种感觉。虽然城市里面也很热闹，也会组织一些(活动)，但是城市里人的感觉(就不那么对)。”

廖志林也会带着儿子参加祭祖的仪式。1998年，儿子一岁半的时候，廖志林第一次带他回老家。乡亲们议论着：“哎呀，这家人添丁口了。”年年探亲，大伙儿看着这个小男娃一点点长大，都始终固执地以“老廖家的第几代人”视之，从来“不认为他是成都人”。廖志林很认同，“我要让儿子回到老家去，告诉他，‘你是从这出来的’⋯⋯你有能力的时候不要忘掉这些地方，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出来的，忘掉自己的家乡实际上就忘掉了中国的基本环境。”

回家唤起了廖志林最淳朴的生活体验：“有时候回到家里面真想就不走了，舒服，花不了多少钱，不需要你去挣取多大的功业。”可是，呆久了却“又想回到沸腾的生活里面”“过了年以后，我们还要赶到工作岗位，甚至想到美国，想到伦敦去。人总是在这个循环往复的矛盾中⋯⋯”

不论在这组迁徙的矛盾中，哪一方面更占上风，寻根的意义总在那里：“搞清楚你的家族是什么样的，很多欲望就会得到遏制，人会很满足，‘我已经比他们好很多了，不要贪得无厌。’⋯⋯我经常告诉自己，你现在做的事，是命运把机会给了你，你就要做好，要感恩，做事也会淡定许多。”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钱炜 李静睿 陈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