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是一种关怀

李少君

我提出的诗歌的“草根性”，经常会被人误解为“草根诗歌”或“底层写作”，我认为两者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并不等同。比如说杜甫的诗歌有“草根性”，但杜甫显然不是“草根诗人”。何况，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中国现代化本身一开始就是一个“被”的时代，我最早的初衷，其实是针对这种“被”的状况，希望和期盼一种主动的、主体性的创造。所以，我将“草根性”定义为自然、自发、自由、自觉的创造。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打工诗人或者说底层诗人的创造。而且他们的创造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说明从最底层最边缘开始，大规模的创造性的时代正在到来。模仿向自主转变的开始，必然是“草根化”；“西化”退潮，“中国化”也就到来。在这样的时代，是可能出现一个诗歌的高潮的，而打工诗人中间肯定会涌现出许多的优秀诗人甚至杰出诗人。我甚至说过出身不明的李白在唐代就是一个“草根诗人”。

我一直关注着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那么，打工诗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接触过一些，最早的有郑小琼、刘大程、柳冬妩、张绍民、谢湘南、李晃、许强等。他们其实很类似知青作家。

先看看他们的成长经历吧：因为打工，他们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基本都来自农村、外省，比如湖南、湖北、安徽、四川、江西、河南等地，高中毕业，由于家庭贫困，来到珠江三角洲打工。不少人甚至在“血汗工厂”呆过，有的还被机器切断手指，或身体其他部位受伤。由于从小喜欢文学，他们就一直写着，渐渐地在一大群打工者中显得突出起来，就被所在工厂或企业挑出来编内部刊物，或进入乡镇文化站文化馆。由此他们就获得了某种学习及有空闲创作的机会。由于诗歌似乎最适合直接表达感受和感觉，且短小，相对不花费时间，他们就主要写诗歌。而这样的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有一大批，再加上打工者中的其他诗歌爱好者，就逐渐形成某种群体，自己编民间诗报刊。其中的佼佼者，逐渐能在一些全国性报刊中发表作品，于是备受鼓舞，热情和激情愈发高涨。有些甚至逐渐小有名气。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辛，除了极个别的，大部分生存仍限于满足温饱。但压力也构成创作动力。创作量居然还不少。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生活使他们始终保持在时代和生活的第一现场，始终有一种敏感。如同是“打工诗人”的青年评论家柳冬妩就说：这样的诗歌类似一种“精神地震仪”，记录和显现着来自底层内心深处的本能的原始的震动，记录着时代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肉体与心灵上刻下的伤痕与烙印。北京大学教授刘东则称：诗歌原本就是最原始、最直接和最大众的艺术形式。所以，有大苦闷大伤痛者都会很自然很顺便地拣起这种自由发泄的艺术形式……。珠江三角洲一度也是中国现代化最迅速同时也是变迁剧烈、情况纷纭复杂混乱的集中地，所以，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最初产生于这里。这反过来也说明诗歌对时代细微变化反应的灵敏度。

这样看来，理解打工诗人其实并不难，他们和“文革”后闯出来的知青作家非常相似。知青作家由于早年受过一定教育，具备一定文学素养，后来又被抛入社会最底层得以体验真实生存状况，获得大量经验感受，于是在思想解放之初获得契机，迅速在文学上崛起。不少知青作家在成名前，也是因有一定写作能力，进了乡镇市县的宣传队、文化馆之类，写黑板报，或编文工团宣传队剧本，甚至被送去读“工农兵大学”，获得了创作练习机会。这和如今的“打工诗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不少知青作家在“火”了一下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只有不多的几个能够一直前行，成了后来文坛大家。那么，“打工诗人”以后会怎么呢？我相信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淘洗，也必定会有一些人甚至一批人脱颖而出。事实上，已经有一部分打工诗人就已经开始进入主流文学圈。

有意思的是，在社会上，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等概念有时会被混为一谈。但其实里面泾渭分明，比如王十月、郑小琼等一般会被称为“打工文学”，而且他们也确实出身于打工阶层；但被称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们，比如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王祥夫等，却基本都是知识精英，虽然他们可能以前有过底层经历，现在的社会地位却基本处于中上层，所以有人质疑他们的代表性，并进而认为底层是“被叙述”的。

我倒不认为这其中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矛盾。我甚至认为，伟大的作家都应该具有“草根性”和“底层关怀”，否则就不成其为伟大。因为，伟大就是应该超越于个人局限，关怀更广阔的世界与社会。这样说来，优秀的打工文化也可能不是打工者创造的。但民胞物与、感同身受的胸怀与包容，深入体验、深切感受进而感动感慨，却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也才能真正表达和表现打工者的生活状况与真实心理。

作者:《天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