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户口真的“掉价”了吗？

来源：社会科学报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却出现了“逃离北上广”、大学毕业回农村、农村户口“涨价”等种种所谓“逆城市化”迹象。新华网日前报道，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东部沿海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浙江有的地方还出现“曲线非转农”的现象，在浙江义乌，甚至出现了上百名政府公务员把户口迁往农村的现象。新华社记者表示，“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有媒体将这种趋势总结为中国的“逆城市化”过程。

零星外迁不影响城市化整体进程

一般而言，人口大规模从城市迁出，向周边小城镇甚至远离城市的农村转移的现象，在两种情况下会出现，一是“逆城市化”，二是“过度城市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所谓逆城市化是指在城市化发展的后期，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导致城市容量和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城市生活成本升高生活水平降低，出现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地价上涨、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从而引起城市人口向环境更优美、地价更便宜的城郊甚至农村转移的情况。与此同时，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而现代交通、通信的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生活便捷度的差异。这些因素都促使城市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趋势。城市人口外迁是缓解种种“城市病”的有效方式，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伯君就曾主张，要通过“逆城市化”过程来医治种种城市病。也有不少人认为，当前我国出现的所谓“非转农”就是“逆城市化”的表现。

唐钧认为，逆城市化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的概念。一般而言，在当今世界上，城市化仍然代表着主流的发展趋势。因此，社会人口离开城市并不一定就是“逆城市化”。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叶航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当前中国是出现了一些城市人口农村化的现象，但并不普遍，更谈不上规模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前仍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这些零星的现象不会影响城市化的总体进程。”

利益驱动才是真正根源

从动机来考察，寻求“非转农”者是主动退出城市还是被迫退出？叶航表示，一般而言，城市居民主动迁回农村动机有二：一是当地农村经济确实比较发达，在农村收入可能比城市更高，“比如浙江的龙井地区，农民收入普遍很高”；二是当地乡镇工业发展较好，带动农村地价上升，迁回农村能获得土地收入。“第二种动机里面，又有正常与非正常之分，像报道说义乌地区上百名公务员通过特殊途径获得农村户口，就是非正常途径，需要政府加以管理。”

腾讯网专门对“逆城市化”问题发起过网友调查，让网友反映所谓“逆城市化”的真正原因。从调查来看，网友对“农村人回去建设好家乡”的支持率最高；其次是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失望，对农村生活的向往。有网友写到，“户口不重要，重要的是离开城市的喧嚣，过简单、安静、从容、洁净、自然的生活！现在的城市，充其量就是个大工地，乌烟瘴气，就连刮过的一丝丝风中都充满拆房子、刨马路产生的灰尘！从早晨5点多就开始充斥耳朵的汽车喇叭、店铺的高音喇叭，让人不得片刻的安宁！”。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位大学生网友表示自己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工，但是并未享受到城市人的待遇，而国家政策又强制性阻断了他将户口迁回农村的途径。这条意见得到了第三高的支持，考虑到其身份的特殊性，面临这种境况的大学生应该不在少数。支持率第四高的意见表示，所谓“逆城市化”只是表面现象，“非转农”的人一般都是在大城市旁边的郊区，进行工业开发征地时，为了多分钱，才非转农的，即使他们是农业户口，却也是始终常年住在城市里的。该意见直言不讳：这一群人过的是居民的生活，享受的却是农民的政策！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振华论证了现行土地政策的不公平逻辑。近郊土地价格上涨，是因为土地供给短缺；而土地供给短缺，又是因为要维持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允许农民自由转让土地，由政府垄断土地供应。而现行的做法是，由于城市规模的急速扩张，城市近郊的耕地价格飞涨，近郊农民的土地可以高价被征收，而远郊农民即使有转移土地的意愿，也没有转移土地的自由，即实质上是他们真正承担着维持18亿亩耕地红线的责任。正是这样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导致农村户口的“价格飙升”，进而导致一些人得以“在政策的缝隙里寻找利益”。唐钧认为，如果按照国家统计部门使用的“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来表示真正的城市人口的话，当前出现的部分人通过种种途径甚至特权“非转农”的现象只是一种“空转”，因为这些人仍然常住在城市，获得农村户口无非只是想捞一把。

户口同价还要福利均等化

上海世博局副局长周汉民表示，虽然中国城市化进程非常之快，2010年城市化率接近50%。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整体水平并不高，更没有到超越城市化进入“逆城市化”阶段。

许多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前仍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而所谓的“非转农”现象揭示，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夹杂着人们对过度城市化的反思、寻找政策空子的利益投机和被新农村建设的远景所吸引等种种景观。人们选择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动机多种多样，有人基于生活方式，有人基于长远的事业发展，有人基于眼前利益，不一而足。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绝对没有发展到会出现“逆城市化”的阶段，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远未结束。红网发文指出，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开始向农村延伸；另一个是城市市民福利制度开始覆盖农村地区。现在表现的种种“非转农”只是“逆城市化”的假象，它掩盖的恰恰可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城乡二元分割之势不减反增。

从很多个案来看，有些人进行“非转农”受到城市化利益杆杠的撬动；而从整个大趋势来看，城市户籍的“掉价”和农村户籍的“升值”则无疑是受到国家政策杆杠的撬动。此消彼长之间暗示着国家政策正在悄然发生某种倾斜，城乡福利差异极大的二元化格局开始松动；也反映了民间对中国农村巨大发展前景的敏锐嗅觉。西方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家沃尔泽提出，如果国家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那么地方性社群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人们无需地方社群也能从国家中获得利益。只有在社会福利国家化，即社会福利由中央政府来负责时，权利平等化和福利均等化才可能。到那时，由于户籍分割带来的种种歧视和地方社区封闭化才能真正得到扭转。周汉民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目标模式应当是城镇化，农民绝对不应该远离故土，挤入城市，而应该让农村的生活逐步向城镇靠拢，他们在农村就得到与城市较为相似的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顾益康认为，政府应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比如为大学生、农民工等进城者申请经济适用房创造条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帮助就业。（记者 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