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房莉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12月17日，《寻找座头鲸：中国企业社会创新旗舰项目评估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房莉杰应邀参与了发布会，并在圆桌论坛上发言，表达了对于“企业社会创新”的观点。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与您分享，邀您共同思考。

“座头鲸”，一般指创造的社会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从2019年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国内开展企业社会创新旗舰项目评估，将社会价值创造出类拔萃的企业，称为座头鲸企业，将这些企业的社会创新项目，称为座头鲸项目。2020年，《寻找座头鲸：中国企业是如何进行社会创新的？》一书出版，直接影响了一些企业的决策。今年的座头鲸评估首次纳入国有企业，以中国企业150强为样本，继续对企业社会创新旗舰项目进行评估。

今天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身份来到这里，我感到挺感慨，我简单讲四点。

第一，怀旧。我跟吕鹏是同一天进的社科院，在社科院并肩战斗了十年，我是今年初离开的。今天在座的有一些老朋友，也有一些新朋友。

2017年左右，圆圆姐（腾讯“为村”项目负责人）在做“为村”，零慧（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在做“义利99”，吕鹏在做政商关系，我在做传统社会政策。当时吕鹏和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价值是一个值得去做的选题。后来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我们认识了圆圆姐，了解到“为村”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当时我觉得挺新鲜的，也开始了解友成做的“义利99”项目。

这最初其实是一个定量研究，零慧当初提的是社会价值概念，这已经超越了社会责任。我们当时觉得零慧提的社会价值特别有新意，就是企业不再是被动服从社会对它的要求，而是在经营的过程中，开始主动去回应一些社会问题。从友成做的数据来看，一些已经实现社会价值的上市公司，叠加了这个东西后对它们的市值是正向的而不是负向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探索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2018年初的时候，我和零慧一起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开了一个会，那个会的主题就叫“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Innovation”。澳洲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比较悲观的，他们讲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鸿沟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一些侵犯；中国的学者相比来说乐观得多，我们都在讲数字赋能以及数字技术有可能带来的一些社会创新，这是友成关注的，也是我们关注的。

后来以吕鹏的团队为核心，我们以课题的形式出了这样一本书（《座头鲸：中国企业是如何进行社会创新的》）。2017年左右关注这个的人还比较少，但是到今天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企业自己有动力去做这些。吕鹏提的“社会学干预社会”，现在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第二，“社会学干预社会”也是我跟吕鹏长期以来的共识。最初关注这个领域，其实就隐含着它可以干预社会的前提。尤其我到人大之后，再回过头想在社科院这十年，其实社科院作为中央智库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不管学什么，都要去干预社会，要有社会担当，要有社会责任感，这些是刻到骨子里的。

说到社会价值创新，我们怎么干预社会？吕鹏做的是一个定量的研究，第一步是做出来一个评估性质的研究，这个评估分为几个纬度。通过这些纬度，既是评估，同时也是一种倡导，再进一步它其实是一个指导手册，可以从这几个部分去做。再接下来可能还会再叠加上一些培训方面的功能。

它其实回答了企业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是否要做社会价值创新”，通过这样一种评估和倡导，让企业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对我的企业发展是有好处的，这是要给他们的第一个意识；第二个是“要做什么社会价值创新”，就是针对不同的企业，可以有哪些领域，可以如何将企业经营优势用到社会创新中，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第三个是“怎么做社会价值创新”，通过几个维度的分析，通过我们总结的一些案例，让企业知道，它要去做社会价值创新的话，可以从哪儿着手。我觉得要依次回答这样三个问题。把这三个问题都回答了，才能真正说我们是在这个领域里去干预了社会。所以这盘棋是挺大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第三，结合书里的几个案例，在这些案例里我们最大的两个发现就是企业的专业化和经济的可持续性。这四个案例是腾讯的“为村”，京东的电商扶贫，还有碧桂园和恒大两个房地产企业的相关扶贫，其中一个是产业扶贫，一个是生产性的基础设施扶贫。这四个案例做下来，我们发现从专业性角度来讲，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发展，这些企业已经脱离了原来“捐钱，捐希望小学”的模式，更好地结合了他们的专业性做公益做创新，这样的社会创新效率会高很多。

比如说“为村”就是依托于微信，用微信连接的功能去打造村庄的连接，把这些边缘化的村庄，把边缘化的这些人和村庄重新拉回主流社会，这个是微信比较大的优势所在。像京东做电商扶贫，就有物流和市场的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他做这个也是非常有专业性的。碧桂园集团里有自己的全产业链，所以它做“一村一品”的时候，是根据自己的产业链去设计的，直接纳入到自己的产业链中。这些东西相对来说都是跟扶贫有关系，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扶贫的效率自然变高了。

最后一点，回应一下吕鹏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以企业的具体项目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把企业当作研究对象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想做企业社会责任的排行这样的东西，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复杂，涉及的因素太多。但是评估项目的话，相对来说更好评估，而且项目也好倡导。但是到了今天，如果在做项目的评估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发展，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考虑：第一我们怎么定义这个项目，有的企业做的东西是随着自己的经营行为，自发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并不是说具体地要包装成一个项目，这是更值得倡导的——企业本身的经营就解决了社会问题，解决了社会产品的最后一公里，社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对于这些项目的定义，对于企业社会创新行为的定义要扩大。

第二个，我们之前做的都是企业对外的社会创新。但其实最近我在人大的一些研究发现，现在企业有很多对内的社会创新，很多企业对员工有更多人性化的对待。其实我们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在零工经济特别发达的情形下，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劳资矛盾，怎么样让企业的员工能更好地在企业有一些福利和幸福感，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这些互联网企业一方面“996”，一方面它们后勤服务又做得挺好的，能看到里面的健身房、理发店，还有一些甚至打算自己办幼儿园。不光对外让外人幸福，对内也要让自己的员工幸福，这个也是企业社会创新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