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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 全面认识名义账户制度

2015-03-06 作者: 杨俊

全面认识名义账户制度

 

杨俊

 

来源:人民日报20150302

 

在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有一种观点引人关注,即主张用名义账户制(NDC)替代做实个人账户,以化解养老金支付可能面临的压力。那么,什么是名义账户制?名义账户制的优缺点是什么?对此,需要全面认识。

  传统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待遇确定的现收现付型制度,即政府事先承诺养老金水平,从而为退休者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这种制度的资金收支原则为“以支定收、收支平衡”,每年根据养老金支出规模来确定所需要的缴费水平。其弊端在于,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只有不断提高缴费率才能实现养老金收支平衡;当缴费率无法再提高时,养老保险制度就会陷入收不抵支的危机。

  个人账户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传统养老保险制度的危机,用当代人的积累来减轻下一代人的负担压力。它将养老保险制度从原来的待遇确定模式调整为缴费确定模式,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不再由政府承诺,而是根据个人缴费积累的规模并结合退休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个人账户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另一种是名义账户制度。在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下,个人缴费不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而是完全记入个人账户并进行实账化的投资管理。因此,要实行这种模式,就需要从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转变,而这样的大规模转轨成本是很多国家难以化解的。为了避免转轨成本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瑞典为代表的欧亚7国先后建立了名义账户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虽然个人的缴费也记入个人账户,但缴费资金依然采用现收现付的方式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个人账户中的积累只是名义上的。采用名义账户制度的国家没有改变养老保险制度现收现付的资金收支模式,从而至少表面上避免了大规模转轨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引入了缴费确定机制,可以实现参保者个人待遇和缴费的精算平衡,似乎也化解了整个养老保险制度可能面对的收不抵支危机。

  与积累制个人账户制度类似,记账利率在名义账户制度下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它直接决定参保者退休时养老金积累的总规模,决定初始养老金水平和退休后各年份养老金增长率水平。在积累制个人账户制度下,记账利率就是实际投资回报率。但名义账户制度是没有实际投资的,所以其记账利率需要根据现收现付制的内部回报率来确定。一般做法是根据平均工资增长率或总工资增长率来确定记账利率,但这将导致每年的记账利率都与现收现付制的实际内部回报率存在误差,积累数年后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收支不平衡。因此,在一个完整的名义账户制度下必然存在两种记账利率,一种是常规记账利率(即平均工资增长率或总工资增长率),一种是特殊记账利率。当高估的常规记账利率导致明显收支不平衡时,就需要启动自动平衡机制,采用较低水平的特殊记账利率,并下调所有缴费者的养老金积累规模和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以消除收支缺口。当制度实现收支平衡后,记账利率又回到常规记账利率水平上继续运行。

  名义账户制度在避免转轨成本和实现收支平衡上具有一些优势,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首先,名义账户制度下个人的养老金待遇完全由个人缴费水平决定,因此失去了在参保者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互助共济性与公平性。如果没有互助共济性,那么,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强制推行也就丧失或者至少是削弱了合法性来源,因为纯粹个人的事务(无论实质还是名义上的)是不应当由法律来强制的。

  其次,名义账户制度下由于缴费率确定不变,养老金水平下降之势几乎不可逆转。以瑞典为例,其人口老龄化水平还将不断提高,预计其人口负担比(即65岁以上人口占2064岁人口的比重)将从2012年的33%提高到2040年的45%,这将使名义账户制度的平均记账利率下降,从而必定导致养老金待遇下降。根据瑞典政府养老保险制度精算报告的预测,标准退休者(退休年龄为65岁)的养老金初始替代率将从2012年的57%下降到2030年的49%。因此,名义账户的所谓收支平衡是建立在待遇降低基础上的。

  再次,由于名义账户制下影响记账利率的因素是多元的,养老金增长率的波动性增大,结果必然削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安全预期。特别是在自动平衡机制启动并采用特殊记账利率时,会出现养老金增长率大幅度波动。同样以瑞典为例,2010年,瑞典养老保险制度由于出现制度整体收支不平衡而启动了自动平衡机制,当年养老金增长率从前一年的4.6%下降为-3%2011年更下降到-4.3%2012年自动平衡机制停止,当年养老金增长率回升到3.6%。如此大幅度波动,难以为参保者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

  综上所述,在观察名义账户制时,不能只看到它能减轻制度财务压力,而忘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与出发点,这就是通过互助共济的制度安排为全体人民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并让老年人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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