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关键在教育

——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3月17日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城市社会学、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等。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历史巨变中的一个核心议题，牵涉数亿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于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根据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目前一些较为保守的估计认为，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在改变着个体社会生活的同时，对教育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变动趋势中，教育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进行哪些变革？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好的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引领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让有闯劲的人流动起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更多人能够接近现代化的资源，享受好的教育，这也促进了教育公平。　

　　记者：中国城镇化发展到今天，与教育相关的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　

　　李强：城镇化意味着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实也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传统农业社会的要求完全不一样，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后，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素质。好的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引领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过去，我们更多地将城镇化理解为物的城镇化，即盖楼、设厂、建开发区，没能很好地理解教育的意义。　　

　　记者：前不久，您牵头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城镇化给教育带来了哪些影响？

　　李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2-2013年实施了“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项目，对全国进行入户抽样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共完成有效成人样本12540个，其中流动人口4386个，还对0-15岁少年儿童7517个样本进行调查。　

　　城镇化意味着人口流动，目前流入城市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一种是从城市流动到城市的，主要是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率，还没有从城市到城市的高。调查数据显示，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为21%，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达到23.7%。　

　　城镇化让有闯劲的人流动起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更多人能够接近现代化的资源，享受好的教育，这也促进了教育公平。　

　　记者：城镇化的进步意义之一在于，通过城镇化，让更多人突破之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享受到了好的教育资源。　

　　李强：城镇化要体现社会公平，核心是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最终完成城乡一体化任务。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城镇化，让更多人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　

　　但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户籍成为城镇化的障碍。虽然经30多年的改革，许多社会福利保障因素已经逐渐与户籍制度脱钩，但是，迄今为止，很多教育资源仍与户籍密不可分。　

　　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之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打工主体，而“90后”农民工群体仅3.8%愿意回乡务农，逾80%的农民工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市定居；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层级相对较高的城市定居。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农民工，包括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就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对户籍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对异地高考改革的呼声也最高。

　　如果子女教育继续嵌入在户籍中，并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进行不公平分配，那么一切户籍制度改革都只可能进一步固化户籍制度，拉大户口等级差异。　

　　户籍政策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在制定政策时，除了对流动人口分类型对待，也要对超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分类型考虑。公安部目前的政策是，除了放开小城镇小城市户籍，更重要的是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实验，这是户籍改革一个很大的进步。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是中国户籍改革的方向。

教育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　

　　在我们国家未来城镇化过程中，要有规划和布局，教育在任何城镇发展中都必须纳入考虑范畴。　

　　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中国要想办法提高义务教育水平，提高全民的素质。　

　　记者：要推动城镇化建设，教育资源配置应该如何调整，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大投入？　

　　李强：调查发现，愿意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群体中，选择乡镇、小城镇的并不多，80%以上的人选择在县城和以上的城市定居。这无疑与教育、医疗、就业等各种资源是有关系的。目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还很尖锐。　

　　课题组提出了要发展县域城镇化，即推进以县城为中心的中等城市建设。中国人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上是认同“县域”概念的，随着交通设施的完善，一般村民的居住地到县城都不是太远，可以享受县域教育资源。　

　　在不少地方，城镇化的发展仍然以工业和经济为中心，忽视教育的因素。开发区、经济区的模式作为短期政策是可以的，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有重大缺陷，缺乏配套设施建设。我们不能仅仅把外来人口当作劳动力，也应该将他们纳入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体系。　

　　在我们国家未来城镇化过程中，要重视城市多元文明要素规划和布局，教育在任何城镇发展中都必须纳入考虑范畴，不能只涉及产业模式，忽视人的因素，忽视教育设施配备，未来的发展模式应该更平衡些。　

　　记者：近些年来，教育界也在努力应对社会变化，比如通过“撤点并校”进行学校布局调整。照理说，这是符合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但好像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症结在哪里？　

　　李强：如果教育资源配置与城镇化发展步伐和需要吻合，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模式。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求和配置没有达到吻合，就会出现问题。　

　　判断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我们在调研中有一个计算标准，就是“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也就是考察学生从家到学校需要多少时间，能否实现当天往返。我们希望大多数孩子在比较短的时间，可以到达学校。比如在撤点并校以后，很多学生无法实现当天往返学校，那可能就会不被��长所接受。　

　　再有，撤点并校更多是被动之举，因为学龄人口的减少以及随父母外出读书的学生增多，在校生人数大为减少，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所以一些学校才被并掉。如果能够提前规划，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需求，可能效果会更好些。　

　　记者：工业革命后，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在教育推动城镇化方面，有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　

　　李强：城镇化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环节。全世界的城镇化发展是从欧美开始的，英国、德国和法国完成城市化，都用了15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早一些，大概在19世纪就实现了多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他发达国家到了二战的时候，大体上完成了城市化。　

　　现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在走其他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道路，确实有一些后发赶超的特征，所以，中国目前城镇化过程中矛盾也就特别突出。　

　　从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的时期,往往既是经济繁荣期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期,也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和城市病集中爆发阶段，表现为贫富分化、疾病流行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也有人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个阶段，就会出现分化——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或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我们国家目前也正处在这个关键时期，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于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城镇化率已达52.57%。要解决现阶段矛盾聚集的难题，迫切需要发展模式的转变,通过区域政策、城市规划等有效的政府干预和综合调控手段,促进城镇化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　

在破解难题的多元化政策中，教育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比如，克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日本，其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超过了12年，而我国只有8年。我们要想办法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全民的素质。国家的发展，核心在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素质的发展，教育在整个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推进城镇化，亟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学校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技术等级鉴定。　

　　记者：伴随着城镇化发展，教育结构如何调整与之适应？

　　李强：这首先需要对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结构进行思考。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和用工需求，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急需大批适应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就业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这就需要在政策导向上，向技能型、操作型人才倾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目前，在中国，很多人看不起职业教育，认为孩子只有上大学才有出息。但考察欧美国家发现，在德国和法国，适龄人群上大学的比例并不算很高，很多人选择去职业学校受教育，毕业后当技术工人，他们依然可以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职业教育受轻视的原因在于，存在着职业发展的天花板，一走进职业学校，就有了工人身份限制。而在德国、法国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相互接轨，所有职业都有上升空间。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在进行改革，尝试打破这种限制，开展“中高职衔接”及“高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试点，打通职业教育的“多层立交桥”。　

　　技术工人对经济发展贡献很大，但社会上又看不起技术工人。实际上，动手操作能力对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特别重要。这涉及一个民族的教育理念问题，而不是一个教育环节的问题，目前社会普遍缺乏职业崇拜，整个社会的敬业精神严重不够，其实要相信，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有相当高水平的人。在观念上，我们应该与现代化接轨。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借城镇化契机来解决。目前，很多农民子弟初中毕业后，就进城打工，因年龄小，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收入相当低。职业教育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他们也特别务实。职业教育由于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特点，能够使他们获得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增强技能、顺利就业的机会，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职业教育。　

　　涉及具体政策，一是让农村大量人口能够受到免费的职业教育，二是在整个收入分配政策上，向技术工人倾斜。从实际上来讲，高水平的操作性技工，理所当然要拿高工资。但目前虽然也有“五级职业资格”证书，但调查证明，绝大部分打工族都没有证书，有证书也不起作用，所以，在技术认定体系上要有制度创新。职业技术等级如何认定，从国际经验来看，同行认定最有意义，职业技术协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现在职业技术协会的官办色彩太浓。　

　　总体而言，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学校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技术等级鉴定。此外，还要加强职业技术协会的建设，使其真正成为技术工人的协会。　

　　记者：在您看来，未来城镇化发展的理想模式是什么？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避免农村的空心化问题？　

　　李强：目前，可将我国城镇化 “推进模式”区分为7种类型：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城镇化也包括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以及城乡一体化。　

　　未来的城镇化应该是多元模式。城镇化意味着现代文明的引入，乡村生活引入城市元素。　

　　未来的中国还是少不了村庄。国家需要统筹兼顾，对贫困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需要有特殊的政策。　

　　记者：教育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强：城镇化，从表面上看，是高楼大厦，其实更核心的是人的城镇化，涉及四方面要素，包括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文明素质的提升以及享有公平公正的社会权益，在所有要素中，教育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教育在城镇化中居于核心位置。　

　　比如说，中国式过马路，源自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而在城市生活中，因为人口高度聚集，就需要有公共交往的素质，要考虑公共秩序。文明素质的提升，是个广义的教育问题，不仅要靠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加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有大教育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