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徐勇

● 农民从自己的利益要求出发，以自己不合时宜的自主行为，促使国家政策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正是这一系列的自主行为最后导致拉开了整个中国改革的大幕。      

● 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农民自下而上对体制的冲击是不可能产生的。     

● 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制度的创新者。由农民的自主行为引起的制度变迁，既是传统政治行为经典模式无法解释的，也是改革后引进的制度变迁理论无法解释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且至今农村人口仍然占多数的国家。中国政治本质上是农民政治，中国的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中国改革也是由农民率先突破传统体制的。从1950年代到20世纪末，正是农民的自主行为，一步步地突破体制的限制，改变着政策和体制，促使“不合法”的东西合法化。在当代中国，率先突破体制束缚的为什么是农民？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农民的政治行为。而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是：压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但这一两极化的经典模式已很难理解当代（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                

农民与国家：对抗或依附             

在传统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表现为分散的小农与强制的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压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或者说是“顺民与仁政”、“暴民与暴政”的循环往复。由此也形成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即压迫－反抗、顺从－叛乱的分析框架。农民对于国家而言，要么是依从者，要么是反抗者。马克思从法国小农的经济社会分散性特点出发，论述了农民的政治保守性。认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认为小农政治行为模式主要是保守性，是对皇权的崇拜、顺从和迷信。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观点，对于中国农民的革命性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认为中国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积极行动者。         

20世纪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用的经典模式来认识和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巴林顿·摩尔在其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深刻指出，正是由于印度农民的消极抵制和中国农民的积极革命，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则系统论述了农村和农民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过程中的角色，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美国另一个著名学者斯科特，则以第三世界农民的日常反抗为样本，提出了著名的“弱者的武器”的观点，他认为：“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