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负面社会心态考察与应对

李松林/蒋晓侠

原文载于：《人民论坛》，2014年第3期

转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学》，2014年06期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心态危机和失衡问题凸显，尤其是负面社会心态的蔓延，如焦虑怨恨、逆反冷漠，仇官仇富等。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因此，应深入考察负面社会心态产生的原因，充分认识负面社会心态的影响，进而科学理性地应对，积极培育良好健康的社会心态。

 

负面社会心态产生的原因

社会心态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由社会存在决定并对其具有反作用。社会心态不是个人心态的简单、机械累积和叠加，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样，负面社会心态的产生及其蔓延也是特定社会环境和条件综合制约与影响的结果。

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在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过程中，由于相关配套措施的滞后或制度设计的不完善，使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附带产生了一些负面社会效应，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和负面心态产生。

第一，市场经济负效应衍生出负面社会心态。市场经济的趋利性特点，使得社会心态受到市场交易法则的消极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和利益关系。一方面，现实生活中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肆意横行，唯利是图、腐化堕落、人情冷漠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很多人在物质利益和金钱面前，既有急功近利、企求少劳多获、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侥幸浮躁心理，又有面对现实时“不知路在何方”的迷茫困惑心态。最终导致和强化了人们的焦虑和困惑心态。

第二，市场经济不健全衍生出竞争不公平、收入差距大。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突显出来，经济改革、社会转型以及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得一部分人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受益者，另一部分人却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淘汰者或者利益牺牲者。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部分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优越资源享用等方面与富裕阶层之间的差距感越来越大，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强。随着心理公平感的失衡，社会公正的缺失成为一切对抗情绪和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若不能较快得到很好的解决，就会沉淀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心理层面上，逐渐成为部分社会成员滋生浮躁、焦虑、困惑、怨恨、仇富等不良心态的社会根源。

社会保障和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社会转型期，改善社会成员生存发展条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欠缺、权力运行机制的不健全，为负面社会心态的滋生提供了机会和环境。

第一，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人心态出现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这部分人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市场体制的建立健全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派生一些消极作用在所难免，关键是要有一套完善的保障制度对市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防范和弥补。然而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此时恰恰处于滞后状态，其结果就导致了改革进程中新老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徙中的人们很容易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往往处于“拔根”于故土却又很难“扎根”于新乡的尴尬局面。由此，失望悲观、消极厌世、迁怒于人的心态亦随之而现。

第二，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治国理政，忧无良策，更忧有良策而不执行。关于此点可从以下三点中得到说明：其一，制度漏洞导致“老虎”“苍蝇”比计划经济时代多。改革开放之初，一部分人不愿改革或不敢改革，主要原因是主观认识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与眼界不够开阔所致。而今，一部分人怕改革甚至阻碍改革，则主要是因为利益问题，是害怕一改革就失去了自己或所属集团的既有利益。这些“老虎”和“苍蝇”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公众的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其二，公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现实生活中，由于权力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权力运行不透明、监督不到位，使得公民权利得不到真正确立和保障。民众的维权途径非常狭窄或处处受阻，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办事找关系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

其三，对公权力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权力滥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权力超越制度之上的“权力膨胀”现象，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不作为或乱作为，部分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野蛮执法，导致在今日中国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剥夺、受伤害者，或潜在的受剥夺、受伤害者，从而把自己定义为“弱势群体”，或陷入“自我弱势想象”中。而与这种自我弱势心态相应的，则是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产生的负面、敌意情绪。当这种负面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击溃和谐社会所需的社会心理基础。

传媒自由的过分滥用和网络民意的过度表达。现代社会的新闻媒介产品过多地强化其商品性，而忽略其公益性。为追逐利润，在“眼球经济”模式下，因监管缺失，传媒自由被过分滥用。某些网站为迎合部分受众追逐低级趣味和猎奇心理而热衷于制造噱头、制造质疑，肆意宣扬丑陋和阴暗面，有意无意地放任“审丑”、情色、炫富以及“恶搞”等元素在自己的网站上传播。

再者，随着社会进步、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民众的表达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社会管理也日益开放包容，更加注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然而，“匿名”和“平等”特性却怂恿了网民言论无所顾忌，网络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过度表达的现象。中国社科院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群体性怨恨”心态已经成为当前诸多热点事件背后的民众情绪基础——一些民众对现状不满，具有相似感受的人产生类似的情绪，逐渐形成群体极化，表现出共同反应。尤其是一些负面新闻的报道更容易引起网络民意的过度表达。

社会成员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差异。改革越深入，发展越快速，竞争就愈加激烈，给社会成员带来心理压力的因素就越多。当前，除了住房、医疗、就业、教育压力和资源分配不公等使人内心冲突和不满加剧，导致心理焦虑、行为烦躁外，社会转型中增加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生活风险的增大等，也都进一步造成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压力感增大，产生不良心态。越来越多的民众为了解决生存压力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终日忙碌，整个状态像一根紧绷的弦，久而久之，可能就超出了自我承受能力而产生抑郁、无助、绝望等心态。尽管如此，当面对和处理这样��元化的心理压力时，不同的人亦有不同的心理感受。所以，有的人能够理性看待、科学处理心态上的问题，能够自我控制和调节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不良情绪，化压力为动力。如果一爪，人的抗压能力不强，缺乏吃苦毅力和恒心，则可能会浮躁焦虑、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甚至出现极端化行为。因此，面对压力和负面情绪有什么样的心态，如何看待、能否处理好，跟社会成员自身的综合素质有关，这个综合素质就是个人的脾气、性格、能力的总和。

 

负面社会心态对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

负面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社会现状的反映，也是社会矛盾和各种内在深刻问题的反映，它与正面社会心态一起共同与整个社会环境进行相互作用，只不过正面社会心态起到的是积极作用，能够为社会进一步良性发展保驾护航；负面社会心态起到的是消极作用，腐蚀和污染社会环境，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在正负两种社会心态的较量中，如果整个社会的负面社会心态比较严重，甚至占上风，就会严重恶化整个社会环境，吞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以及社会变革的正能量。概括起来，负面社会心态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易失人心，难聚共识。社会心态说到底就是人心问题、社情民意问题，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愿望、需要和情绪问题，是群众的向心力、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要“得”的“人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思想统一，具有共识；二要心态良好，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千百万人民群众健康良好的社会心态和精神状态，可以汇集成巨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转化为奋发图强、勇往直前的强大物质创造力。相反，消极病态的负面社会心态，难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失去信心和信仰，这不仅会分散凝聚力、向心力，导致人心涣散，像一盘散沙，还有可能转化为主流社会心态。

第二，消解社会活力，阻碍社会进步。国家、社会要取得进步和发展，它必须充满活力、动力、创造力。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需要释放整个社会的活力，让整个社会充满精气神和元动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不断增强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当一个社会被“怀疑一切、仇富仇官、冷漠、浮躁、暴戾”等一些无序、消极、负面心态所笼罩时，不仅会严重地污染社会心态环境，消解社会活力，而且会分解社会发展“合力”，成为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巨大绊脚石。

第三，破坏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既包括经济生活、政治局势、社会行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包括社会心态的稳定。社会心态对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社会心态具有暗示、感染、从众特点，促使负面社会心态在与群体环境相互碰撞和激荡中，会为他人不良心态的产生提供心理场域和舆论背景，他人的心态在负面社会心态的引导、诱发、推动下，可能会被快速“膨胀”、“放大”，导致个体心态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同化和强化，使所有负面社会心态叠加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而继续扩大负面社会心态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因此，若任由负面社会心态随意蔓延和传播而不加以引导，不仅会给个体造成各种病态心理和病态行为，也会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恶性循环，给整个社会不稳定埋下隐患。

 

理性看待，科学应对，积极推进社会心态建设

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心态问题，我们要进行辩证分析、理性看待。一方面，总体来看，社会心态主流是好的，并日益呈现出开放多元、积极主动、理智成熟的特点。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且表现形式多样化、复杂化，这些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又往往会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层面影响社会心态。因此，社会发展中出现某些负面社会心态也在所难免。对此我们要充分估量负面社会心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警惕负面社会心态的进一步蔓延，要通过改变社会现实、完善各项制度来净化负面社会心态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环境，从而为健康的社会心态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条件。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从根上看，负面社会心态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因发展不足而带来的经济压力，所以要从根基上消除人们的焦虑、浮躁等消极心态，就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提高增进人民福祉的实力和水平。

第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由贫富差距导致的不平衡心态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不解决，发展速度越快，群众的怨气可能反而会越大。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保障覆盖全民，打破社会层面的二元结构，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正，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让全体人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解决人们在养老、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安全感，这样可以为良好社会心态的培养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

第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反腐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树立为民务实清廉形象，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以良好党风、政风涵养良好社会心态，这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消除仇官、不信任等心态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五，践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心态疏导工作。经济发展中，若没有倾听群众的呼声，不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需、所急，那么这种经济的稳定繁荣也未必会让人民乐其所守，还很有可能更快地刺激社会怨恨的滋长。因此，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切实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疾苦，关心弱势群体。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完善法制体系，畅通利益诉求渠道。结合网络，关注民众通过网络途径表达的对社会生活的认知、理解以及自我权益的维护和表达，做到“网上”问题“网下”解决。时刻关注社会心态的变化，通过构建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文化创新等，帮助群众舒缓心理压力，纾解淤积怨气。

第六，强化舆论传媒社会责任意识，提高舆情引导水平。舆论传媒肩负着引导理性生活、塑造道德精神的重要职责。各路媒体既要保证社会大众自由获取信息、获得知情权和自由言论，又要加强媒体对社会心态的疏导，做好网络舆情的评析和引导，防止谣言等虚假信息的传播；既要防止政府对舆论的过度干涉，确保媒体的批评监督权，又要做好政府的“喉舌”，做到舆论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这就要求：

一要通过制度设计释放传媒的生命力，赋予传媒组织真正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让媒体自由与媒体责任协同发展，进而杜绝各种媒体失语、媒体腐败、媒体缺位等现象，真正让媒体承担起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二要不断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自律精神。一方面，媒体社会责任的实现离不开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提升。媒体可以追求利益，但绝不能不屈从于利益，媒体可以寻求自私的目的，但不能损害公众的福利。另一方面，媒体社会责任的落实还需要不断增强传媒从业人员和使用人员的道德自律。

三要提高舆情引导的能力和水平。资讯时代，信息传播渠道增多、速度加快，群众话语权发达等因素，不仅给传媒的舆论引导工作带来挑战，也考验着传媒尤其是官方网络媒体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技能。

第七，社会成员个体要学会自我心理调适。作为个体的人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培养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自尊、自信、自强、自爱；学会用理性、平和、包容的心态去认识和看待他人与社会，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同时，家庭、学校、社会都要密切关注青少年成长中每一阶段的心态变化，把握规律，给予必要的引导和帮助，积极促进青少年健康心态的培育和消极错误心态的转变。

 

 

【作者简介】李松林，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导；蒋晓侠，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