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平等为何难以消除

 [美] 杰瑞•穆勒/文 吕虹/编译

来源：社会科学报

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但造成的影响显然远未结束。西方世界开始反思，除了经济因素，是什么社会或文化原因造成了这场灾难。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不平等助长了人们的贪欲，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危机本身又加剧了经济不平等。据美联储最近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之后，93%的收入增长被收入最高的1%富人纳入囊中，导致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贫富悬殊。美国《外交》杂志2013年3/4月号刊登了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的文章，分析了西方思维中的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

● 不平等滋生民粹主义

近来，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经济不平等加剧和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干预程度。美国左翼的核心观点是增加政府的税收与开支，扭转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趋势；右翼的核心观点是减少税收与开支，确保经济活力。双方都极力贬低对方的观点，认为自己的政策主张能够保证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但两者都错了。在后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不平等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但是，无论左翼怎么想，不平等都不是政策引发的后果，也不可能通过政策调整而改变，因为有些个人和群体比其他人更善于创造发展与进步的机会。不平等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必然产物，且扩大平等机会的努力只会加剧不平等。无论右翼怎么想，不平等都是大家的事情，而非那些贫困者或致力于平等主义的人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如果对此置之不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问题将损害社会秩序，滋生不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民粹主义。

　　过去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扩展促进了人类进步，不仅带来以前无法想象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巨大提升，也史无前例地开发了人类的潜能。然而，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也使人们产生了不安全感，因而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抵制。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宪法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一直试图消除或减轻这种不安全感。到20世纪中叶，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资本主义和民主才得以相对和谐地共存。近几十年来，科技、金融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一波不安全感，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平等和不确定，不仅包括社会底层和工人阶级，也包括许多中产阶级。右翼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问题，而左翼试图不计成本地通过政府行为消除它，这两种方法从长远来看都不切实际。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关系制度，其特点是私有财产、自由人间的商品与服务交换、以市场机制控制商品生产和分配。其中的一些成分已经在人类社会存在了很久，但直到17、18世纪，部分欧洲国家和北美才正式产生资本主义。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受到各种传统制度的管理，个人的选择与命运从属于公共的、政治的与宗教的社会结构。这些制度禁锢人们取得巨大进步，也避免人们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资本主义给予个人更多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和责任，这是一种可怕的解放，既促进进步也导致衰退。新型商业和制造业利用劳动分工降低成本、提供新产品，结果导致人类“需求意识觉醒”。卢梭、马库斯等人批判这是将人类关入超出自然需求的牢笼，伏尔泰等市场拥护者则对此大加赞扬，认为发展和满足更高需求是文明的本质。

● 获取机会的能力不均衡

如果说资本主义为开发人类潜能提供了更多机会，那么并非所有人都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发展。各种障碍阻碍了许多人均等地创造机会，如妇女、少数民族和穷人。随着时代进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减少或消除了这些障碍，因此现在的问题更多在于获取机会的能力不均衡。

　　资本主义社会青睐创新和活力，倾向于创造新知识、新产品，以及新的生产与分配方式，这导致人类的不安全感来源由自然转向经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活力与不安全感，导致出现各种减缓不安全感的新机制应运而生，包括减少投资者风险的有限责任公司、保护个人利益的工会、提供贷款和丧葬保险的互助社团、商业保险等。20世纪中期，为了应对大规模的失业和生产萎缩问题，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福利国家制度，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工业经济的成功使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税收提高工资成为可能，战后出生率上升为发展提供了来源保障，教育机会的扩展使更多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妇女和少数族裔参与社会活动的障碍开始消除。这一切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短暂的均衡期，经济增长强劲、就业率提高、社会经济相对公平。

　　总的来看，人类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历了显著的进步。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贫困，步入中产阶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成本也大幅下降，各种新产品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而，这些进步依然笼罩在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阴影之中。在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和工业品生产更加依赖技术输入，而非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这意味着熟练技术工人和半熟练技术工人的经济价值与需求相对下降。在这种经济中，需要的技能包括科技知识和进行信息化工作的能力。近几十年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强化了这种发展趋势。

● 后工业时期不平等加剧

后工业社会的这些发展趋势对经济不平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家庭收入在经济阶梯的每一阶上都翻倍，处于阶梯上层的家庭比下层的总收入增长要快得多，而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家庭收入不可能翻倍。全球化并未将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模式恢复为人力资本，而是进一步使之加强。目前，可交易的商品与服务越来越多地由发展中国家输入到发达国家，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随着工业品和传统服务业逐步外包，发达国家中技术不熟练或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工资进一步下降，除非他们能在非贸易部门找到工作。

　　与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同时出现的，还有处在经济阶梯上层人士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经济金融化。直至上世纪80年代，金融仍是美国经济中一个重要但影响有限的成分。当更大的资金池可以被用来投资，且由专业的资金管理者而非资金所有者使用时，一切开始发生改变。受到这些机会的刺激，传统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化身为公共贸易公司。也就是说，它们不仅用自己的基金投资，也拿别人的钱投资，将合作伙伴和雇员的红利与自己的年度利润挂钩，缔造了一个由投资经理主导的高度竞争的金融体系。这种环境中的激励结构使他们极力将短期回报最大化，压力逐渐转向公司的最高层。对于经理和雇员来说，社会金融化的结果就是失业的可能性上升，经济不安全感加强。

如今的资本主义仍能创造可观的效益，为个人发展提供许多机会，但不平等和不安全感越来越严重。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将经济上层和下层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这种做法有两个缺陷：第一，长期来看，那些导致不平等问题的势力，可能要求进行更为严格的再分配。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分配会产生巨大的憎恨情绪，阻碍经���增长。第二个方案是利用政策缩小个人或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但可能导致出现更严重的问题。第三个方案是鼓励继续使所有人受益的经济创新，这种方式的前景更为光明。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右翼需要接受一点，政府主要的社会福利开支是对资本主义固有问题的一种必要反应，而不是应该被“饿死”的“怪兽”。对于左翼来说，需要面对一个事实，即消除不平等的努力可能代价高昂却收效甚微。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面临一个挑战，如何在确保经济活力的同时维持社会福利开支，使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处于可以接受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