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近代化与民族国家认同

袁剑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6日第685期

　　19世纪，博物学经历了一个机构再组织化过程。博物学的展示空间发生变化，从充满个体性的“珍宝阁”搬到公共空间，进而实现由兴趣性的“博物之学”向具有仪式性的“博物之馆”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初创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博物学的这种近代转型在全球呈现出不同趋向。英法等殖民母国，通过政府与民间有意识的博物搜集与整理，在首都形成著名的帝国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展现了帝国在历史与文化影响力上的荣耀。而在东南亚等殖民地区域，随着本土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兴起，逐渐形成按照当地区域范畴加以搜集与展览的场馆，并在独立建国后，被作为国家历史话语的一部分，纳入构建国家合法性的总体规划当中。我国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整体性、综合性博物馆，并将其作为国民教育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撑。

　　博物学的近代转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一名句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知识需求放到首位，强调了解外部物质世界的必要性。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金石学成为学者重视的方向，文物与图书搜集受到各朝宫廷关注。以宋代为例，既出现吕大临、赵明诚等金石大家，皇家又在宣和、保和等殿附近建立稽古、博古、尚古等阁，专门用来陈列文物，并先后组织编成《宣和博物图》、《宣和睿览图》等书。至清代，宫廷收藏登峰造极，乾隆帝更是痴迷收藏，除传统书画珍品外，对西洋钟表情有独钟。这正是博物学东西传统碰撞的形象例证。

　　西方的博物学传统同样久远。早在亚历山大时期，就有过将征伐获取宝物送给其师亚里士多德的故事。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扩张的推进，博物收藏成为时髦。当时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均出现大批收藏家和相关机构，积累起丰富的收藏品，这些藏品成为之后著名博物馆的基本馆藏。

　　清朝后期是中国本土博物学传统与西方博物学范式出现大规模冲突与互动的时期。西方殖民力量拓展在华势力的同时，也借助自身网络采集标本，并通过广州等通商口岸的商贸合作，与本土收藏同行、学者以及相关科学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形成关于博物收藏的全球性网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博物学传统与西方博物学接触，并最终在形式上向西方近代博物学靠拢，其主流则汇入近代自然学科中。

范发迪在《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书中曾指出，“博物学意欲研究自然界的万物，其涵盖面是全球性的，因而空间性是博物学事业本有的特质。博物学的空间与欧洲势力的扩张齐头并进——这可以从探勘、交流、运输以及对自然万物分布的空间思考之间的重重关系中发现”。观察西方博物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鼎盛时期与西方殖民扩张契合，博物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西方博物知识的东方学角色，形塑了当时亚非拉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自然科学知识结构，进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帝国知识与商品贸易网络。

　　博物学机制化具有深刻政治性

　　博物学机制化过程中，欧洲那些逐渐向民族国家结构转变的帝国力量，成为它最大的支持者与资助者。正如科学史学者皮克斯通在《认识方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一书中所指出的，“对博物馆的最大投资是19世纪的民族国家投资，博物馆被建在首都，作为国家和皇帝权力的象征”。并以法国作为例子加以说明。法国大革命后，之前的皇家植物园被改造成国家自然博物馆，而在拿破仑时期，欧洲和北非地区的古物被有计划地加以掠夺，并以此作为象征法兰西帝国荣耀的藏品。“这些藏品不仅展示法国的权力，而且通过声称它们是自然秩序和伟大艺术的权威性藏品将法国等同于科学与文明。”这实际上就将之前具皇家家族色彩的博物收藏，通过民族国家这种权力集装器，涂抹上国家文明与历史的标签，进而成为构建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想象的一种重要标志物。

　　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醒人们，博物馆以及博物馆化的想象（museumizing imagination）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当欧洲贵族和学者将自己珍藏的古董，在宫室之外、具有更大空间的固定场所分门别类加以排列时，他们所期待的参观者不再局限于同僚和朋友，而转变成所有感兴趣的观众，甚或普通国民时；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注视同一种藏品，并观看对这一藏品的同一种介绍时，一种同属于一个国家的想象逐渐形成。

博物学机制化的过程

　　中国人自己建立的首座博物馆，是张謇于1905年筹建的“南通博物苑”。它形式上仍以中国旧有的园囿和古物保管所为主，兼具西式博物馆的要素，体现出中国本土博物学传统与西式近代博物学理念的交融与妥协。

　　在《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中，张謇提出，通过创设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事业，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文明素质和对于国家事务的认知。而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中，张謇向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言，在京设立博物馆，以提升国民素质与国家认同。其倡议虽然直接参照日本经验，但远绍的则是法国卢浮宫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做法，将对皇室的尊崇转向对国家的认同。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国子监旧址筹办历史博物馆，广为搜集历史文物，但迁延未定，直到1926年才正式移至紫禁城开馆。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两座博物馆皆设在故宫，虽然载体未变，却意味着中国王朝博物传统向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的一种标志性转折。

　　与此同时，由博物学分化而来的近代学科纷纷被引入中国，瓦解了传统格致之学，出现大批专门学者、专业研究机构。通过他们的努力，弥补了中国近代科学知识层面上的匮乏，进而在知识层面上构筑了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整体空间。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时久远，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及其他研究机构在边疆地区进行的社会田野调查，科学知识层面上的国家化过程均还在继续进行。

　　总之，从注重个人兴趣的博物学，转向以教育国民、提升素质与增强民族国家认同为主旨的博物馆，这种从个体到机制、从个人行为转向国家行为的发展转变过程，体现的正是民族国家对于博物学传统的继承。而当下博物学传统的重新发现，也让我们在民族国家这一宏大层面下，开始重新关注个体日常行为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简介：袁剑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