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悲剧凸显社会心理症结

谢建社

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为何接二连三地选择轻生？这13名选择轻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年纪小，都在18岁到24岁之间；二是入职时间不长，进厂工作时间最长的是16个月，最短的只有28天。他们中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也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更有一些人可能是由于精神异常和社会心理脆弱而造成悲剧。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诉求

研究自杀论创始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三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三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迪尔凯姆提出一个观点：即便是看起来完全属于个人意志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的产物被社会事实所决定。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显著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精神诉求。他们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并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怀着城市的梦想，特别是刚进入城市，由农村到城市会产生一个“心理隔断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波动。正如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说，富士康员工在物质待遇方面是比较好的，但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却比较淡漠。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对富士**事件分析后指出，这些刚踏入社会又背井离乡的孩子，一旦出现精神困惑，在陌生的环境下又不知该向谁倾诉；这时如果整个社会的心理调适机制没有适时跟进，很容易出现社会问题。

我们在珠三角地区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当他们一部分处在流动儿童时期，由于所处环境影响，就开始出现自卑、自闭、压抑、受不了批评等心理特征。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素质亟待提升。

身处尴尬的“双重边缘人”

社会心理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最高等级，是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与社会生存适应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难以趋同。他们只有完成了社会心理上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城镇。

身份认同与城镇归属感

农民工往往既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城镇，同时又以“市民”的眼光看待农村。他们身处城乡这两种相互摩擦和相互冲突的文化环境之中，成为典型的城乡 “双重边缘人”。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主要是指他们对其所处的务工城镇在地理位置上和心理上的认同感以及依赖感。农民工是否选择留在城镇关键在于其对所在城镇经济、文化和环境的认同程度如何。然而，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的惯性使改变了职业和生活环境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镇体制之外，他们虽然在城镇务工，但又“迁而不进”；虽然进入城镇第二、三产业，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但又不被城镇社会所认同，仍保留着原来的农民身份。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城镇务工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无法再认同乡村的社会和生活，对家乡的归属感也越来越弱，慢慢失去了“乡土记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不了城镇，又不愿回到农村。可见，他们的认同目标与实现可能之间产生了冲突，从而使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处于非城非乡、进退两难的一种“双重边缘人”的尴尬状态，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混乱。

社会接纳与城镇幸福感

社会接纳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步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最主要的是实现农民工的普遍社会接纳。然而，农民工在城镇务工，生活在城镇，却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城镇对农民工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其主要表现为：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有收入，但不承认他们的城镇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歧视性政策等。正是这种“社会排斥”的环境，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幸福感与市民相比较普遍偏低。新生代农民工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城镇找不到归属感，自身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幸福感被誉为社会心理的晴雨表。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幸福感，不仅要帮他们追讨欠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改变城镇居民的思想观念，改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给予他们真正的人文关怀。

解决心理问题急需社会工作介入

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群体特征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社会工作模式：建构社会支持网络

富士康“十三连跳”，反映出中国社会在两个方面存在缺失：一是社会支持系统网络缺失；二是情感护理、心灵抚慰系统缺失。新生代农民工的现有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关系网络”（也称作先赋关系）， 而来自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等三大部门的支持力量非常薄弱。在择业和就业上,亲属、朋友、同乡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在城市生活过程中，碰到困难，最先求助的对象主要还是亲属和朋友等。但是，仅靠这种单纯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关系网络”远远不能适应城市生存环境。城市具有不同于乡村的生活场景，它是现代生活的舞台，需要建构一套适应城市生活环境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原因。

但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不能���立在自发编织的基础之上，必须通过社区工作者的努力,调动社区各方面的资源,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整合社区的力量, 积极推动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的构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运用社区教育的工作原理与方法，指导企业如何处理新生代农民工进厂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只有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才会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建立社会的支持系统,发掘其自助的潜力。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构现代社会支持系统的过程中,要在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建设政府、城市社区、民间组织或社团、用工单位等后生支持系统。让后生支持系统与先赋支持系统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城市农民工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工作方法：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直接社会工作方法主要有社会个案工作、社会群体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三种。间接社会工作方法主要有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督导、社会工作研究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理问题也必须将各种工作方法综合起来使用，针对社会工作专业以上两个干预领域。

为农民工解决生活困难，完成心理转换。社会工作者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和团体工作方法，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及其家庭，或是某一农民工群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如向他们提供就业信息，对劳动合同、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新生代农民工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帮助他们解决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帮助他们增强对社会和生活的信心，以及在城市社区的生存能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其心理问题，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以适应城市的生活，减少社会冲突与社会犯罪。

积极开展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行政(亦称社会福利行政)是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之一，已成为间接服务方法的主体。它主要是为改变较大群体、较多社会成员的不利地位而在管理、计划、政策层面上进行的社会工作，解决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贫困、残疾人问题等。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中国转型期中出现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时可以采用社会行政的工作方法，从宏观上改变社会环境，调整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关系，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

积极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有效表达新生代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条件和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对关系其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缺乏应有的参与能力和意识。因此，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运用其专业身份和专业知识研究，促进有利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的社会政策的制定，表达他们的需要，体现他们的权利，反映他们的问题与危机，增进政策的信度与效度，避免在执行和落实政策过程中出现不应有的偏差甚至无效的现象。

重建社会信任体系。由于有关职能部门和企业人文关怀工作的滞后，导致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不信任政府和企业，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企业拖欠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行为也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伤透了心，“民工荒”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社会工作者在重建信任体系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协调和缓冲的作用。在重建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信任关系方面，社会工作者以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农民三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做政策倡导工作，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和改变；也可以在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之间起协调作用，使三方有机会对话、沟通和理解，重建新生代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