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转向“民富”

——访日本著名学者川村雄介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就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目标，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但期间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首先保证“国富”，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抉择。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正在从注重“国富”转向注重“民富”。

    株式会社大和综合研究所成立于1989 年 8 月 1 日，隶属于大和证券，是日本著名智库之一，该研究所是日本对华投资的重要咨询机构，经常举办关于日本及中国的各种论坛和演讲，开展与中国研究机构的合作。近日，本报记者就中国证券市场、东亚金融合作等问题采访了该所专务理事川村雄介。

    新兴市场是一国经济活力的晴雨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前景如何？

    川村雄介：证券市场可分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我先谈谈股票市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股票市场陷入一种低迷状态。此前，上海股市就出现过暴跌，这与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有很大关系。后来又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双重压力使上海股市出现剧烈波动。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经济政策，股票市场有所复苏。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是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的经济还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果。但是，当前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增长较快，食品价格明显上涨。当然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应该不会特别大。在这种背景下，未来中国的实业部门会有很大发展空间。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过去那种“追赶”阶段，进入了自主的稳定发展阶段。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一部分高端科技，未来新能源类企业会有良好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要进行一些调整，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新兴产业会逐渐受到重视，比如与内需密切相关的能源类行业。新兴市场是一国经济活力的晴雨表，新兴市场对于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当前世界各地都很看好深圳的创业板。当然创业板也存在问题，因为是新企业，很多方面还需完善，投资风险较高。总的来说，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较快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能为经济发展注入财富的股市的发展前景非常光明。

    再说说债券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近年来规模不断增长，过去发行的大多是公共债（政府性的），现在逐步开始重视企业债（公司债）。当经济发展步入稳定阶段后，企业融资的途径将会逐渐从依赖股票市场转向依赖债券市场。现在中国的公司债，大都是依赖银行间市场的发行渠道，规模较小。未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仍将以股票市场为重心，但同时要把债券市场逐步做大。

    在萌芽状态刺破经济泡沫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一段飞速发展期，之后出现了经济泡沫幻灭后的滞涨，日本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川村雄介：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快速发展非常相似，中国用20年就取得了日本40年取得的成就，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日本的两倍。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有相似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权，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当时外界评论日本不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另外，当时日本也是以出口为导向，赚取大量外汇。现在日本一些知名大企业，如索尼、本田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创汇企业。再者，石化、冶铁等行业的大力发展也是支持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动因。日本经济发展的计划性与中国的五年规划模式也非常接近。

    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当时日元与当前的人民币一样也面临着升值压力。美国给日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当时日元升值速度很快，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受到巨大打击。如果说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就是中国的企业要提高应对本国货币升值带来的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能力。具体来说，有三点。第一，政府不要太担心财政赤字，应对一些企业采取扶持政策。第二，企业层面要使内部生产流程更加合理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保证企业资产状况健康。第三，在海外设厂，降低生产成本。当前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升值的速度。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控制好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和速度。日本经济的外部依赖性很强，当时日本没有能力对抗美国的压力，但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可以依靠内需保持经济发展。

    如果说失败的教训，就是日本在经济泡沫产生和处理方面有很多失误，尤其体现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处理经济泡沫。中国一定要关注经济泡沫的苗头，要尽早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泡沫一旦形成了，要打压下去是很难的。当时日本采取的办法是刺破泡沫气球，日本曾在一年内把基准利率调高了数次，很多企业为此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倒闭。尽管日本当时做了很多努力，但不是很成功，如果采取渐进的方式可能会好一些。

    日本当前的产业结构做了很大调整，未来的主要方向是大力发展高科技等高端产业。日本的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具有研发能力的创新型企业没有培育出来，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学生们不愿进入小企业工作。而且日本政府对创业产业的政策也有些摆动。国外的先进技术不会很容易让中国学到，中国现在应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过分依赖，开发自己原创性的技术。未来应该有意识地培育创新型产业，要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虽然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很乐观，但我对日本的经济也并不悲观，当前日本企业获得的专利数排全世界第一，从国外赚得的专利使用费在逐年增加。

    从“国富”转向“民富”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也强调要大力增加居民收入。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当前的中国有哪些参考意义？

    川村雄介：日本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当时日本普通国民对收入倍增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那10年内日本人收入增长的不是两倍，而是三倍。在外界来看，现在的中国已经非常富裕了，我想中国人的收入应该早就实现倍增了。可能当前有一些中国人感觉收入增长的速度不够快，这与财富分配有关。现在不仅是中国，日本也在关注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尽管现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城市中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别很明显，但是未来这种差距应该会逐步缩小。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就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目标，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但期间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首先保证“国富”，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抉择。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正在从注重“国富”转向注重“民富”。

    中日韩应在东亚金融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弊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看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东亚金融合作？

    川村雄介：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要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如果要接轨，何时实现这种接轨。日本当时迅速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在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日本有很多失败的教训，这可以给中国一些启示。人民币未来势必要进入国际金融体系，但当前人民币与其实现与欧元、美元的结算自由化，莫不如先在亚洲地区实现人民币的结算自由化。当然要实现这一步，也有一定难度。当前正在计划设立一个亚洲共同货币，东盟在2015年实现货币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首先应该实现在亚洲地区的自由使用。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是必要的，但是核心理念应该是在保证中国利益的前提下，让其他国家使用起来更加便利。一定要避免人民币国际化给中国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当然。如果只有中国获利，而其他国家不受益，那人民币国际化也很难被其他国家接受。

    在东亚金融合作中，中日韩要发挥主导作用，当然也要与东盟等机制合作。中日也要密切合作，要提高经济一体化水平，增加货币使用的便利性。这也是构筑亚洲地区多赢关系的一环。

    （本报记者李彩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张青松副研究员为本次采访做了大量沟通、翻译工作，在此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