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媒对受众要有足够尊重

主持人：今天的话题是谈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的对接。《易中天品三国》打响后，你曾标榜自己是“平民立场，现代视角”。这二者怎么经过电视这个媒体发挥了影响力？

　　易中天：亲和力非常重要。作为一个电视主讲人，面向大众讲演，一定要有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被问到为什么喜欢易中天的演讲时说：“易老师和我们是平齐的。”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也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主持人：可能光有亲和力还不行，观众还得觉得你比他高。）比他高的地方就是“现代视角”。我们今天的人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看古人自然比古人自己看自己要清楚。有了这两点，就有了亲和力和吸引力，传播效果就会好。

　　主持人：你怎么估计现代传媒的受众？

　　易中天：现代传媒的受众是一大群松散的人们，他们散落在各个家庭或办公室里，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有一搭没一搭地接受着媒体上的信息。他们可选择的东西很多，而且是各色人等，老中青幼，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包括，正所谓众口难调。能不能把观众吸引过来看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这就要求学者用非学术的语言，来讲学术性的内容。说得再白一点，你要说人话，别说书话，更不能打官腔。我总结我自己就是三句话，也叫三要三不要：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

　　主持人：我看你的观众群，年轻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易中天：对，我的观众中有一批年轻人，当然老观众也有。上电视参与讲坛栏目的观众不收费，一些年轻人通过央视网站上的预告和信息，还通过观众耳口相传，形成一个口碑，自发地来听这个节目。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媒的作用与局限

主持人：你谈论的主要是电视观众，但你现在的影响扩大到了网络等等更大的群体，我在网上看你的博客和贴吧都很热闹。

　　易中天：电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现代传媒，也是一个传播学术的很好平台。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成人也毁人。如果你想成名，可以利用它，但是成名不等于成功。所以我说，传媒和学术相结合，做好了是双赢，学者赢得了观众，媒体赢得了品位，关键在你自己的把握。

　　但电视毕竟受限制，它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一期节目必须是一个主题一个中心、若干悬念，如果你的内容超出了时间的限定，就要忍痛割爱，如果你的内容略有不足，只好搀水。这会使很多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有意见，他们会说：“你这个事情没说全，这个问题还有好几个方面，你为什么只讲一方面？”他不知道我说的另一个方面被剪掉了。我有苦难言，也不能怪编导，编导也没有办法。编导在剪辑的时候往往尽可能保留你出彩、吸引观众的那些内容，如果只留简单的学术观点，就没有观众了。所以尽管说做好了是双赢，但没有一点牺牲是不可能的，天底下没有只赢不亏的生意。

　　而且在媒体做节目，你不能求全责备，你不能要求像学术专著那样严丝合缝，面面俱到，它有时候要突出某些东西，弱化某些东西，有些地方要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样会使很多专业和准专业的人觉得不对劲。我只希望激起广大观众对我们祖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兴趣。我能做到就可以功成身退了，就完成我的历史任务了。深入地研究是那些历史学家的事而不是我的事了，这是我作为一个不是学历史的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讲历史的真实的想法。（大笑）我是学文学的，我可以把历史文学化，使它变成一个有趣的事情，激起大家的兴趣，他们再去读书，这样我们的历史不就传承下去了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就得到弘扬了吗？

　　主持人：一个学者，怎么才能让人喜欢听他讲历史文化呢？

　　易中天：这要有几个条件：一是要有哲学修养，二是要有人生阅历，三是要有体验能力，也就是对历史人物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四是表达方式，就是我前面说的三要三不要。这样，你讲的历史人物才能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才能做到绘声绘色、惟妙惟肖。我不忌讳媒体把我的讲史方法称为“摇滚史学”，这也不会影响我传播传统文化啊。这也符合了我那八个字：“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一定要用现代手段，当然还要有现代观念、立场、方法等等。

　　主持人：目前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裂，一代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你怎样看用现代传播手段传播传统文化？

　　易中天：媒体的调查发现，讲文学和讲历史的节目最受欢迎，而其中又以讲文学名著为最。我分析文学历史受欢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学科关注的都是人，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以人为本”。

　　观众和在校学生不同，观众没有义务去吸收某个特定方面的知识，他们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他们有看这个不看那个的自由，他们有随时换台的自由，他们还可以完全不看。为什么观众会被吸引来看讲《红楼梦》讲《三国》呢？归根结底是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方式。观众乐于去看看古人怎么活，小说里的人怎么活，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得失，以此来让自己活得更好。人的本性是关注人的。在大街上看热闹也好，去法院看审案子也罢，都是这个道理。

　　主持人：除此之外，观众有没有乐于关注知名度高的人物、著作或事件的倾向？比如《红楼梦》、《三国》、曹操、诸葛亮？

　　易中天：完全有这个原因，观众之所以要关注知名度高的，这也是一种选择。因为他们认为知名度高的东西往往是内容丰富的，含金量高的，比关注不知名的效益要高。就像吃东西补充营养，要挑营养价值高的东西吃。另一个方面就是由于人们天性的好奇心，想知道真相的欲望。比如曹操，他总是被画个白脸，他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是他哪里是？如果不是为什么被说成是？比如《红楼梦》、《三国》，我把它们定位为“知道而不了解”、“熟悉的陌生人”，而且了解起来太困难，囿于文字的障碍，许多人要自己去寻找答案是十分困难的。那么现在有一个轻松、活泼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这个需求，他们就很乐于接受。

　　所以我们说“以熟说生”，就是说那些熟悉的陌生人，知道而不了解的对象。后来我们又总结出，中国的观众对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名著的关注，远远大于外国同样的东西，因为更亲切，更接近。而对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历史，同样也有距离远近的问题。

三、历史文化的传承需要大众

　　易中天：目前还没有学术界的人对我提出过正式的批评。我使用“正式”这样的表述，就是说批评是有的，只是不正式，没有人发表批评文章。有少数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过对我的批评。牵涉到学术问题的，只有一位复旦大学的周振鹤先生。在《品三国》的第一讲里，我说了句调侃的话：“曹操抢了关羽的老婆，又被诸葛亮抢走了空城计的发明权”，周振鹤先生接受报社采访时说了一句“历史上不曾有过‘空城计’，不存在发明权问题”，他还说：“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去讲历史，免不了破绽百出。”有趣的是有一位网友写道：“空城计历史上是有的，可惜不是曹操发明的，是一个叫文聘的人发明的。所以呢易先生固然是信口开河，周先生就更加无知。”把我们两个都骂了。你瞧，一个历史系的资深教授竟然被评价为“更加无知”。我在我的博客上就此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平气和说空城》。还有一些评论都是网上的，网上的东西一般我都认为是非正式批评，这种评论五花八门，他们之间也相互争论。

　　主持人：毛泽东说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你也认为，历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如此说，一部中国历史，也不是只能由少数人评说。那么有人说你讲史“没有创见”，你怎么回答呢？

　　易中天：讲座不是发表学术创见的论坛，不能个人色彩太浓，只能适当地发表创见。如果找创见可以看我的学术著作。

　　主持人：你说你的目的是激发观众对历史的兴趣，有没有反馈说观众在看了你的节目之后对三国产生兴趣从而开始阅读史籍了呢？

　　易中天：有这样的反馈。有一个13岁的小男孩，他说他在看了我的节目之后已经把《三国演义》看完了，甚至《三国志》都看了。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可读的《三国志》，比如说把《三国志》翻译成白话文，或者一个文白对照的版本，或者节选本，把其中好看的提出来，加上注，翻译成白话文。

　　主持人：如你所述，把历史事件拎出来，重新进行整合，做出吸引人的类似于悬疑小说似的书或专题讲座，这种通俗化的节目或书籍对于全面系统地学习历史是否有好处呢？

　　易中天：这牵扯到好几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区别历史专业和非历史专业。对于专业学习历史的人来说，以这种方法学习历史肯定不够深入和专业。而对于一般观众而言，也有两种需求：一种是全面地了解历史，一种是片段地了解历史。我觉得片段地了解历史是可取的，甚至想全面地了解历史的观众也不妨通过片段了解，然后再深入研究。就现阶段来说，现代传播工具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兴趣。搞教育的人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些观众不是专业学者，他们没有义务去学习历史，也不能强迫。但是有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不是工作就业的需要，而是修养的需要，熏陶的需要，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需要。如果继《百家讲坛》之后再做一个全面系统地讲解历史的节目，我觉得很好，对于深入学习很有帮助。但我还要强调，《百家讲坛》毕竟是一档电视节目，即便是全面系统地分析历史，看电视节目也不能替代读书，因为看电视不可能每天不落，总有错过的时候，做节目也总有忽略或删节的地方。一档电视节目不能独自负载传承历史文化这么一个重大任务。从另一方面说，全面系统的历史节目也有很大可能是片段的，因为我国的历史实在太长太长了，要面面俱到地讲下来，恐怕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所以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全面了解历史也是不现实的。

四、以正史而非“演义”吸引大众

主持人：听你的《品三国》的前边十几集，中心意思就是为曹操翻案。这个案过去也有人翻过，但没有像你这么彻底，你是从根子上论证曹操不是一个坏人，或者说，他想做能臣而不得，于是被迫做了奸雄，虽然如此，他还是有许多优点，比如他的政治才能，他的军事才能，他的用人才能，甚至在人性方面，他有许多可爱之处。虽然你的结论是有根据的，但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你就不怕遭人反驳吗？

　　易中天：我《品三国》没有为任何人翻案，也没有要把历来推崇的人打下去。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还原历史，当然绝对真实是不可能的。

　　第一，我把历史人物还原成普通人，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我处在他的情况下，我的感觉是什么。

　　第二，就是找最原始的历史记载，尽可能可靠。三国这段历史比较特殊，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只有短短90年，曹操身后不久对他的评论就已经是众说纷纭了，这个时候只能把他当作一个人物来看，看他的矛盾、问题在哪里。曹操这个人我不承认对他有偏爱，但是我承认很喜欢他，我对他爱而不偏（笑）。首先，我不避讳他的缺点错误甚至是罪恶，当时之所以大家认为我偏袒他，是因为我说他缺点错误的那部分还没播出来；其次，我��为喜欢他而去贬低他的对立面，在他之后我对诸葛亮有充分的肯定，对诸葛亮的优点、正确高尚的部分有充分的肯定。但是我也可以事先预告，后世对于他的过分的推崇我肯定是要批判的。

　　主持人：你能举个例子说明吗？

　　易中天：比如说三顾茅庐，在正史里面只有寥寥几笔，《出师表（前）》中也不过是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没有《三国演义》那样渲染，三国演义的渲染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情绪。我特别强调诸葛亮的务实精神，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小说演义夸他是个神机妙算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毛泽东说“诸葛一生惟谨慎”，他自己也说“先帝知臣谨慎”。什么“借东风”呀、“草船借箭”呀，这些事情都是没有的，我就要洗掉这些色彩。诸葛亮我很喜欢，小时候甚至是崇拜的，想当个诸葛亮。但后来有了人生阅历和沧桑以后，重新来审视、解析他，就觉得在他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梦。肯定我会打碎一些人的梦，引起一些人的不开心，招来骂声也是肯定的。其他还有一些人，比如刘备、孙权，我都是要一步步讲出来的。

　　主持人：你一再地说，《三国演义》中的许多东西不可信。你在研究三国历史时参考的书目是什么？

　　易中天：一是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注。这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依据。然后是《后汉书》，因为《三国志》有些地方很简略，有些记载在《后汉书》里。三是《资治通鉴》，因为它是编年史，可以帮助你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线索，让人一目了然。我的主张是，可以只看前两本，但不能只看《资治通鉴》，因为它是后人做的，来源也无非是前两本书，在把纪传体变成编年体时资料的取舍是有倾向性的，可能会不太准确。比如赤壁之战，诸葛亮和鲁肃到底谁先去说服孙权，在《资治通鉴》里是诸葛亮在先的，而就我的研究来看，应该是鲁肃在先。对刘备不利的，《资治通鉴》会删掉，对曹操有利的东西它也会删掉一些。

　　主持人：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问你，大意是：“易中天你知道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么？因为你评论历史有实用主义倾向。你对于你喜欢的历史人物把史书中对他有利的证据拿来，对于缺点却一笔带过。”

　　易中天：我习惯的方式是把一个人物的优点集中评述，再把对他的批评另做评述。因为电视本身有它的局限性，只能一段一段地播出，批评的那期节目观众还没有看到，那就难免会认为我以偏概全了。所以说我要学会交代，比如“对这个人的批评以后还会具体谈到”，但此类内容总是在节目后期制作时被剪掉。有时我也忘记交代，这可能是学文学的人的毛病。每当我讲到一个人物的时候，总是会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有意无意地变成他了。我前面讲曹操的时候，讲他的功过，就进入曹操的内心世界了，而以后我讲诸葛亮的时候，我就变成诸葛亮了。所以观众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要把传媒和著作分开来。

　　三国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观众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有一个统计，《三国志》极少有人看，可《三国演义》很多人看过，更多的人还是从评书、小人书、戏剧、电视剧了解这段历史的，所以耳濡目染，对于其中人物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形成了忠奸二元论的思维定势，奸臣就一无是处，曹操本来就是个奸臣，你怎么把他说得那么好啊。当他们发现你讲的和他们印象里的不同的时候，他们往往接受不了。

　　比如曹操接丁夫人回家那段。我的说法是：曹操先把元配丁夫人赶回家，又后悔了，去接她。丁夫人正在家里织布。曹操来了以后，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说：别使小性子了，跟我回家好不好？要知道“抚其背”这个动作是很温柔的，这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爱的动作。丁夫人不搭理。曹操很没趣，就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回了一次头，说别闹了，跟我回家，好不好？没有回答。他说，唉，看来我们夫妻缘分已尽，就跟她父亲说，算了，让她改嫁吧。这事情好多人都不相信，其实这是有历史记载的，见于《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的注。很多人不会看到这个原文，但并不代表我讲的东西没有出处。刚才说到自信的问题，我之所以能自信地站在讲台上，是因为我于史有据。每次讲课之前，我都会把原文仔仔细细看几遍，以做到真实。

五、学者与治学

　　主持人：你通常是怎么做学问的？

　　易中天：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学问，学问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学问产生于人类的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就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动物也许会知道是什么，但肯定不会问为什么。我觉得既然学问是来源于这样三个基本问题，那么一个做学问的人在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先问“是这样吗？”对于已有的结论都要问一句“是这样吗？”然后再问“为什么？”把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情况下，再问“怎么办？”当然也可以不问“怎么办”，因为作为一个学者能把前人的问题都回答了就算是很好了，学者没有义务开药方。所以学术研究的能力就是四个方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带着问题去读书。而一个非学者读书，可以不求甚解，比如说诸葛亮读书就是“观其大略”。这叫做会读书，就是掌握精髓，把握核心和关键，不要纠缠于无关紧要的细节。我必须强调“无关紧要”四个字，因为有些细节是不能放过的。细节决定成败，但只有决定成败的细节才是值得关注的。

　　主持人：能不能说你从一开始就是个“另类学者”呢？如果是的话，你的“另类”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易中天：都有，讲课方式、研究方法、治学风格等，都另类。我没有上过大学啊，我上世纪60年代在新疆建设兵团，没有受过所有的正规的专业的训练，就像曹操一样，出身不好。在建设兵团时读的书不多，毛泽东选集、马恩选集、鲁迅全集，这在当时是可读的，还有就是悄悄藏起来的两本唐诗宋词。靠着这点本钱，我直接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

　　我研究生主攻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魏晋南北朝，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文心雕龙》的。我由文学而文论，后来留校任教，系里缺乏教美学的老师，于是我又由文论而美学。在研究美学时我发现审美是一种心理活动，美学发展到康德时就走向了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于是我又开始自学心理学，后来我又发现要把美和艺术的问题弄清楚，要了解审美和艺术的起源，就要借助人类学的方法，于是又开始自学人类学。由人类学而文化学，由文化学而历史学，我就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其实我觉得这些学问都是有关系的，我是反对严格分科的。我觉得高等教育应该是通才教育。我甚至主张打通一级学科，文史哲不分家。

　　主持人：不管你的观点怎么与众不同，但你的基本道德判断还是在民族传统价值框架之内的。

　　易中天：这要看怎么理解。从根本上讲，道德就像人性，是永恒的，那就是主张善，反对恶。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理解，任何民族对自己的传统道德都会有继承，也有扬弃。道德也是与时俱进的，不可能一成不变。我们要继承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灵魂和精髓。这就要做分析。比如“忠”，忠诚是好的，愚忠就不好。我们应该提倡理性的忠诚，智慧的忠诚。我杜撰了一个词，叫“智忠”，以区别于“愚忠”。讲三国，也以这个来辨忠奸。

六、文化人对传播文化负有责任

　　主持人：你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忧虑感吗？

　　易中天：有很多人担忧我们的传统文化会被淹没了或者是割裂了甚至消亡了，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现状。很多人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会不会导致文化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会不会必然伴随着文化全球化？那么就引发了我们如何保存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如何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根的，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漂浮的，没有着落的，所以不能忘记历史。其实也不可能忘记历史，马克思说过：“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的前人创造的遗留下来的历史条件下来创造新的历史。”伟大的民族是有历史感的，伟大的人物也是有历史感的。

　　主持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大众来关注历史文化，小众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何让大众都有历史意识，有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和继承感，这就很难了。

　　易中天：我认为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历史变成现代。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把历史变成现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把历史上的人变成现代的人，把历史事件变成现代的事件，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要把它变成一个个鲜活的正在发生着的、正在进行的过程，呈现在我们的观众和读者面前，或者说要把它从冰箱里取出来，解冻，让它重新鲜活起来，变成生猛海鲜，起死回生，所以我说我讲史，口号是八个字：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性为本。“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时的明月如何能照耀汉时的关呢？还不是因为人性的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我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把历史变为现在，二把英雄变为普通人，变成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意志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而且和我们一样一不小心会犯错误的人。这样我们的读者我们的观众就会觉得这些历史人物就像我们的邻居，这些历史故事就像我们街头巷尾发生的事情，没有隔阂，只有亲切感。

　　主持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已经喊出来很久了，但似乎见效不大。优秀传统文化似乎没有深入人心，深入人们的行为举止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太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易中天：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的是熏陶和养成。“养成”这个词很好，“养”就是慢动。教育最好是有一个传统，就这么平稳地延续下去，哪怕是有一些改革或变革也是缓慢的、改良的、渐进式的。但是我们现在教育之外的事务太多，太折腾，没有“养成”的时间和空间，伤了元气。真正的学问不是激励出来的。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开始，导师穿着宽大的袍子在学校里散步，高谈阔论，这就不会有文化的割裂感，让文化融入生活，生活成为文化。传统文化无处不在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要折腾，不要颠覆，要慢慢熏。

　　主持人：在这方面，文化人应该有什么义务？

　　易中天：应该有一部分文化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不计名利地担负起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这个不计名利，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人会说我矫情，还说不计名利呢，你现在可是名利双收！你有那么多“粉丝”，隔三岔五就在媒体上露脸，书卖得这么好，全在畅销书榜首。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电视台做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意味着被学术界抛弃。因为学者不想离开学术队伍，怕被人说成是“学术明星”，怕被人说成是不务正业、浅薄庸俗。一般学者对于诸如此类评语的畏惧，远远大于名利的吸引。所以我说不计名利，就是不避利害。我不知道是我抛弃了学术界还是学术界抛弃了我。我更愿意自绝于那个脱离大众、与世隔绝的所谓“学术界”（大笑）。

　　主持人：社会上确实有一种看法，觉得学者频繁上镜是“不务正业”。

　　易中天：我一直信奉四句广告词：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就能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我在电视上作讲座，为这么多人所喜欢，尤其是为这么多年轻人所喜欢，我备感欣慰。在这点上我不想掩饰。这个事情总要有人来做，佛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否则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历史，谁来传播呢？其实在宋代的时候，由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兴盛，儒学受到很大冲击。当时一些大儒也采取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办法，就是面向大众开讲座、办书院。朱熹、二程他们都开过讲座，面向大众，用白话文，讲高深的学问，那就是宋代的讲坛啊！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学术就因此而不深刻。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明白是不矛盾的，我认为甚至是一致的。因为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一个真理弄半天还弄不明白，那是真理吗？朱熹他们当时就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这么一个历史关头，总要有一些人来做这件事。而且我认为传播工作和学术研究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你没有研究就没法有底气去讲明白，那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主持人：你是否觉得中国现在需要很多像你这样的学者来传播传统文化？

　　易中天：不用很多，有一些就够了。在这个问题上，切忌一刀切和一窝蜂。学者没有互相模仿的必要，即使模仿也未必学得来，因为许多骨子里的东西是无法学的。我曾经对节目制作人说过，不要看哪个主持人火了，就让一堆人来观摩，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当他把自己的个性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像阎崇年，他坐着讲，一句一顿，不慌不忙；像马瑞芳，她讲聊斋，讲得很好。

　　主持人：大众传媒既是大众潮流的追随者，又因为它的话语权而起到引导受众的作用。那么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顺应潮流，多大程度上引导观众呢？媒体人有什么义务？

    易中天：大众传媒肯定要受大众心理的左右。而大众的口味是不断更换的。难就难在把握好这个点。如果他成功了，他就成为了引领者，比他人略高一筹。人们总是爱去总结，在大众传媒的成功者背后总结出一堆成功的机缘和实力因素，虽然头头是道，而实际上事前多少都带有偶然性。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了我曾被问道“广告是不是艺术”。广告的引导性很强，我认为它不是艺术，但是有社会良知和良心的广告设计人员可以把它做成艺术。媒体具有话语权，它肯定有很强的引导性，所以它的从业人员在打造、策划节目的时候，就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要有职业道德，而且要有比较长远的眼光。哪怕是做成快餐，也要做成经久不衰的快餐。快餐也有好的和不好的，你怎么就确定现在流行的东西有一天不会变成经典呢？从文学艺术发展长河来看，我们有很多经典名著在当时就是通俗流行的文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如果说当代和古代有区别的话，就是淘汰的频率快了很多。以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可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但一定会有稀少的东西留存下来，不会被淘汰掉。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媒体人就应该有把握长远的眼光，要深，要远，要透彻，要大气。（录音整理：刘畅、张倩）

文章来源：光明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