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因何而设？ 

文章来源于《中国民族报》2012年6月1日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小茅坡营村苗族传统文化的“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说苗语的人正在老人的叹息声中慢慢减少，很多小时候操一口流利苗语的年轻人经过多年的漂泊，已经淡忘了自己的母语；具有苗族特色的房屋也越来越多地被钢筋混凝土的小平房所取代，有的人甚至不再拘泥于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在不能通过接受学校教育的途径实现向主流社会流动的情况下，如果生活在乡村，年轻人往往还要依赖父母在田间的辛勤耕耘。老年人是瞧不起这类连二十四节气也分不清的年轻人的，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丝毫没有生活能力；年轻人则认为老年人是时代的落伍者，眼光狭隘，只会守着一亩三分地，连火车都没有看见过。在一个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我们的学校教育经常迫使一些为了获得成功的少数民族学生处于一种自我疏远的体验中。他们认同主流文化但是又疏远甚至抛弃本民族文化的现象，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边缘者。

　　在一个前喻文化社会，下一代和上一代之间生活方式的连贯和延续部分是通过文化濡化的过程来保持的，是部分有意识、部分无意识的学习过程。在传统的小茅坡营村社会，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来完成；而在现代文明社会，学校教育则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从目前的教育模式来看，小茅坡营村苗族的学校教育是一种跨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是一种涵化现象，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传递、交流与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然而，“文化濡化”和“文化传承”都强调从历时性、特别是从代际的维度看待教育，而广义的教育实际上是人类群体历时性地传承文化和共时性地传播文化的过程。教育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套制度，又是促进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当然，从根本上说，教育最集中反映人们对社会“秩序化”这种有限的“确定性”的追求和期许。而现代学校教育迎合了现代社会分工的需要，从前现代的“浑然一体”的教育中分化出来，成为承担人的再生产和“复制社会”使命的一种且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安排。

　　在传统文化中，有才能的人是分布在地方社区的。现在的情况则完全变了，在小茅坡营村，出身农家在外求学的人几乎都没有回乡发挥作用。“吃皇粮”的人自然不用说了，部分初中、高中生毕业后到外地的打工者现在也正在淡出村落的视野，他们宁愿漂泊在城乡的边缘，也不愿意回乡种地。当前的学校并不是为在农村谋生的人准备的，所以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苗族家庭来说，除了让孩子在学校学会一般的识字和算术知识以外，更多的教育投入就意味着金钱和劳动力的丧失。在田野调查中，大部分受访者口头上强烈支持“有知识有能力的人”要留在村里作贡献，也支持苗语和苗族风俗习惯的传承，但内心却掩饰不住对村落典型“成功者”的敬羡和对汉语学习的推崇。诚然，当我们提出适应于乡村发展之地方性教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种学校教育意在使乡村儿童局限于乡村生活，他们理当享有更广阔的生活世界。这种教育的合理性应该表现在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当地的生产活动水平、提升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量上，进而有利于和谐民族社区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