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社会学中的理论与经验之争

刘亚秋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1月05日

近年来，有关“什么是好的社会学研究”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其中不乏争议。而“什么是好的社会学研究”首先关涉两个基本问题，即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及其各自在学科研究中的作用。2014年，这一讨论还在持续，并增加了一些新话题。

 　理论：在“套用”和“对话”之间

　　理论（一般指舶来的西学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究竟有何作为？关于这一问题，存在几种争议较大的观点。

　　首先，中西学的关系。在吴文藻、费孝通等治学的早期阶段，他们采取的路径如应星所言，是取道西方，然后返回中国。费孝通首先在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那里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西学理论滋养了他所践行的田野调查，如《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也包括此后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进一步研究，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他和当时的同学如李有义、林耀华、杨庆堃、廖泰初等，提出的口号是“到实地去”，并对学者作为西方理论“掮客”的角色深感不安。后来他总结这是学术的“从实求知”之路。从费孝通的求学历程看，早年他接受了多种西方社会学理论，但我们在他的研究中基本看不到“套用”的痕迹。主要原因在于他一直以“认识中国”作为研究目的，有着基本的社会关怀，而不是以生产符合当今所谓学术规范的研究为目的。

　　其次，如何看待所谓“朴素的经验主义”。朴素的经验主义是指，在毫无理论预设的情况下进入田野，通过一系列观察得出一些“接地气”的结论，但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没能与既有的理论对话。有学者对此提出尖锐批评：盲目拒斥西学理论，无法获得既有的研究定位，也无从获得应有的灵感和启示。在这方面，近年来有学者推进了这一讨论，提出在阅读西方经典理论时，还需认识其背后的历史和时代意涵，让思想充满现实感和历史感，否则与西学理论的对话也会流于形式，甚至变为虚荣的矫饰。

　　再次，在研究实践中如何把握一个合适的度，才能保证对中国的研究不流于理论套用，而呈现为一种对话的姿态？这个问题依然涉及理论的功用问题。如同米尔斯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批评，理论若无法与经验有效结合，则会呈现为一种空洞的形式；形式主义的观点由于从过高的总体性层次上去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所以显得过于静态和抽象。当它与一堆散见的、缺乏洞识的材料放在一起，加之缺乏内在的关联，则易形成蹩脚的研究。这种做法既无助于认识复杂的现实，也无法提供认识人类多样性的洞见。

而西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看来还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不断有人质疑一些社会研究：西方社会产生的理论，自然与中国实践存在一定差距，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在这种意义上，很多中西对话，都流于一种形式主义。那么，由中国经验推演出的概念的新意，该如何表述才是恰当的？所谓“对话”其实是一种广义的比较研究，经典的比较研究如韦伯的宗教研究系列。显然比较研究是研究中较难完成的类型，需要研究者花费较大精力。在形式主义的“对话”研究中，容易出现“两张皮”的状态，即研究中“理论回顾”和“实践分析”被放在同一篇文章中，本应是水**融的状态，结果却呈现出“油”和“水”的关系，看不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无法达到“比较研究”应有的高度，沦为一种缺乏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形式之作。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对话研究？又如何将“对话”与“套用”区分开来？在一篇文章前言中加入“文献综述”，在学院派看来，是培养学生研究的必经之路，也是美国社会学论文的惯用套路，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便于评价。但是“文献综述”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如米尔斯所批评的那样，在抽象经验主义中，一些研究者往往没有耐心去做，最后成为一种用理论去概括经验研究并努力赋予其意义的努力，或者如一般人所说的“编出个像样点的故事”。米尔斯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研究都是由思想推进的，并且只能由事实加以限定。

 　经验也可以沦为“抽象的经验”

　　对经验的理解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图景，其中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社会学得自人类学田野的启发，社会学对鲜活的田野之风向来持一种积极态度。甚至有人认为它构成对话、反抗欧美学术霸权传统的基础力量，同时也是生产新理论的试验田。

　　另一方面则是批评的声音。除上述对朴素经验主义的批评，还包括米尔斯所说的学科分支过于精细化导致的经验碎片化及抽象经验主义。前者在一些经验调查中体现为缺乏总体性关怀的状态，其原因之一如上所述，是越来越精细化的学科分类所致。米尔斯认为，长此以往，社会学学者就容易成为社会科学中打零工的人，从而使社会学沦为研究学术剩余物的学科。2014年，亦有学者指出，过于专业化的研究，就会形成一种抽象的经验，因为它无法解释真实的社会生活。在所谓“抽象经验主义者”如拉扎斯菲尔德的陈述中，“经验资料”只限于大量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这种定量研究的简单加总，绝不可能达成对国家的完整认识。

　　定量研究是一种方法，在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处于上升状态，这对于规范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是有益的。但有学者提醒，还需关注到定量研究的哲学根基，从而避免研究的盲目性和抽象化。在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批评当时美国的抽象经验主义实践者们常常不清楚他们据以立足的只是某种哲学，并不天然地具有普遍主义的合法性。

　　有学者在2014年发文讨论了卡洛琳·艾理斯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意义。该文提及实证主义越来越不能为哲学家所青睐，因为它不能为哲学提供新的洞见。而诸如“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方法，因有着扎实的现实基础，从而使得该类研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由此可以看出，一切方法论都是以鲜活的现实为基础。但是在某种方法被不断提出后，往往被锤炼为方法论这一抽象物。同时，在一些方法被越来越频繁地运用之后，人们离原有方法的基础也就渐行渐远，甚至忘却了这种方法的最初使命，从而成为空洞的形式主义，形成了米尔斯所批评的“方法论的抑制”，即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的研究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在“方法论的抑制”中，人们更多地被困于方法的认识论问题，而不是对经验资料的深入理解。米尔斯指出，在这种潮流下，一些年轻人由于对认识论不甚了解，在准则面前表现得更为教条，如此则不能竭力洞察世事。

　　2014年，有学者明确指出，如果学问都以那种标准和严格的规制来要求，那么，任何时代的学问都不会得到繁荣发展，它会破坏学术理想和学术修养。而这恰恰是美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如何做出好的社会学研究？重回经典或可发现一些值得借鉴的路径。米尔斯在批评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抽象经验主义之后，提出的依然是韦伯、涂尔干等不受方法和技巧制约、学术巧匠式的研究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