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育政策又到十字路口

田雪原

来源：社会科学报

1980年3～5月中央5次人口座谈会，作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决策。如今30年过去，人口生育政策重又走到十字路口，面临新的抉择。这里的关键是对人口转变的认识和判断：是已经步入“后人口转变”阶段，还是处在“转变后人口”过渡时期。

●中国与西方人口理论有“时间差”

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一般发达国家要用四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中国用不到他们一半的时间完成了，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了向“三低”类型的人口转变。

一般认为，1909年法国学者兰德里（Adolphe Landry）在“人口的三种理论”中，在对欧洲人口出生、死亡演变的历史考察中，发现并提出了带有规律性的人口变动，即人口转变（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其后，美国学者汤普森（Warren.S.Thompson）、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等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形成比较完整的人口转变理论。尽管在阐述上有的把重点放在“转变”过程上，有的放在转变“类型”结果上，因而对转变形式的概括有所不同；但是以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开端，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结尾，则形成普遍共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以后，一些学者著文，阐述我国的“后人口转变”；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指出盲目搬用西方发达国家“后人口转变”可能造成某种误导。那么当前我国人口转变处于哪种类型、哪一个阶段呢？笔者在《中国人口政策60年》一书中，提出和阐发了“转变后人口”概念，并据此提出当前的人口生育政策决策选择。

所谓“转变后人口”，系指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至少在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内，保持包括一定程度下降在内的生育率相对稳定的人口。为什么我国进入的是“转变后人口”而不是“后人口转变”阶段呢？西方发达国家由高、高、低到低、低、低的人口转变，大致上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同步进行，在“三化”过程中孩子成本尤其是孩子质量成本不断上升，孩子效益尤其是孩子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不断下降，诱使人们的选择偏好由追求孩子的数量转变到追求孩子的质量，出现生育率和出生率长期持续地下降，目前总体上接近零增长简单人口再生产水平。这样的人口转变，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结果，基本上是自然而然的转变。中国的人口转变，当然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转变的基础；但是直接的动因，要到推行旨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中去寻找。正是这一政策的大力实施，使得一般发达国家要在四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中国用不到他们一半的时间完成了，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实现了向“三低”类型的人口转变。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差”，决定着中国人口转变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决定着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后人口转变”阶段的“转变后人口”过渡时期。

中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30年来，这一人口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政策生育率基本上得到兑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政策生育率同群众生育意愿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就在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关键时刻，笔者主持并完成“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课题，加权汇总的10省市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家庭育前意愿生育子女数平均为1.7，其中意愿生育1个占35.3%，2个占58.1%，3个以上占6.6%；农村家庭育前意愿生育子女数平均为2.1，其中意愿生育1个占13.6%，2个占62.6%，3个以上占23.9%。如今时间过去十五六年，意愿生育子女数有进一步减少趋势；但是一些调查表明，家庭意愿生育2个子女所占比例仍在一半以上，城市要低一些，农村要高一些，总体上高出政策生育子女数是明显的。

●8大趋势展现人口变动

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以及人口与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相同、相反和交叉不同方向的变动，表现出向“后人口转变”的过渡性质。

从步入“三低”阶段转变到西方发达国家“后人口转变”类型，“转变后人口”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它带有转变前人口的烙印，又初显“后人口转变”的若干特点，呈现前消后长、错综复杂的变动和发展趋势。主要是：

总体人口变动趋势。中国人口问题本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即人口过剩性质。经过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生育率长期持续的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转变后人口” 阶段，增长势能减弱许多，预测2030年全国人口达到14.65亿左右时可实现零增长。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现一定的减少趋势。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急剧增长，预测可由1980年的6.44亿增长到2017年峰值时的10.01亿。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可由1980年的64.4%，上升到2009年峰值时的72.4%；其后转而下降，2030年可下降到67.4%，2050年可下降到63.0%，分别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70年代初期水平。

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可由2000年的7.0%，上升到2010年的8.6%，2030年的16.2%，2050年的23.1%。虽然这一水平与发达国家2050年25.9%比较尚有2.8个百分点的差距，但是与世界平均15.9%、发展中国家14.3%水平比较，分别高出7.17个百分点和8.77个百分点，居于世界较高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最高水平。

流动人口增长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流动人口二三百万。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流动人口为14439万。近10年来流动人口呈继续增长趋势，目前全国流动人口在1.5亿左右，已接近峰值；但是受城乡差别影响，在推——拉理论作用下，还会在高水平上维持5年左右。待到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流动人口方能从源头上减少下来。

人口城市化趋势。新中国60年来的人口城市化，经历1950～1960年的快速推进、1961～1980年的20年徘徊、1981年以来的加速发展3段曲折的历程。按照人口城市化S曲线理论，目前46%的城市化率处于S曲线中部加速挺起阶段，今后一二十年内保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是有可能和比较现实的。此外，同城市化S曲线三段论模型相对应，世纪之交已步入以大城市为主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扬弃城市孤立发展，走城乡结合、协调发展具中国特色城市化新路子，具有普遍的意义。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趋势。出生性别比，以活产女婴为100对应的活产男婴多少表示，正常值在103~107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由1980年的108上升到1990年的111、2000年的118，近年来在120上下波动。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积累效应��通过就业影响生产、分配、消费、产业结构和经济技术结构；更直接的结果是婚姻性别挤压，对传统、道德、伦理、家庭和社会秩序产生某种冲击。

预期寿命延长趋势。随着国民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婴儿死亡率由1949年以前的150‰～20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年龄性别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更为显著，遂使出生时的人口预期寿命由60年前的不足40岁，延长到现在的73岁左右。

人口教育素质提高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教育素质提高迅速，文盲和半文盲比例大幅度下降，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例节节上升，全国12岁以上人口平均所受教育年限，已由1982年的4.2年提高到1990年的5.2年、2000年的6.8年，目前在8.0年左右。预计“十一五”基本普及初中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可接近9年；2020年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可达到11～12年。

不难看出，上述8大人口趋势展示出一副交叉变动、繁纷复杂的画卷。人口数量、素质、结构以及人口与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相同、相反和交叉不同方向的变动，表现出向“后人口转变”的过渡性质。这是“转变后人口”变动和发展的本质特点，人口政策制定的根本出发点。

●“限三生二”改变性别比

实施不分性别的“限三生二”，改变目前农村只有独女户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和婚姻性别挤压，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面对我国“转变后人口”特殊阶段，笔者以为，当前需要制定一套包括上述主要支撑点比较全面的人口政策。

它的基本点是：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大力提高人口素质，适当调整人口结构，促进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转变前人口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主；当前“转变后人口”政策，强调在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加大素质提高、结构调整、促进可持续的分量，强调“控制”、“提高”、“调整”、“可持续”互动平衡，并逐步由以“控制”为主过渡到以“提高”、“调整”、“可持续”为主。就目前社会各界关心和讨论较多的人口生育政策，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二个孩子。当前，总体上已婚育龄妇女独生子女领证率并不很高，实行“双独”结婚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升高极其有限，可不附加任何条件。许多实行这一生育政策地区的实践也说明，“双独生二”不会对生育率有很大影响。

2.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可以开始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对于农村，由于独生子女率较低，“一独生二”影响有限；对于城镇，由于独生子女率普遍很高，一方为独生子女结婚者比例不会很高，对生育率影响也不会很大。特别到“十二五”城镇30岁以下育龄妇女将进一步减少，影响要更小一些。然而实行“一独生二”的生育政策，对于“一独”方的父母家庭养老和改变家庭人口年龄结构，有着现实的意义。

3.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目前全国农村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仍在2.0上下，如果除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外均不得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能够做到，实行“限三生二”政策生育率可大体上维持现在水平，不会造成大幅度反弹和影响2030年人口零增长目标的实现。实施不分性别的“限三生二”，改变目前农村只有独女户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对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和婚姻性别挤压，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