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社会科学研究一下子从一个经济学化的时代，转向一个“和谐社会化”的时代。说不定连经济学、管理学也都会突然变成“社会的科学”了。如此“一窝蜂”，实在堪忧。

　　“和谐社会”概念提出之后，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立项申请，跟这个主题套近乎的报告，数量骤然攀升。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课题，即使内涵不一定与之有关，也硬是要套上这个概念。从表面看，这个情况像是在表明，中国社会科学已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科学诸学科耗费了20多年时间笨拙地模仿经济学。当年，国家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很快，即使不一定能与经济学扯上什么关系的学科，多数也会自动戴上“经济研究”的帽子。如今时局变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一下子从一个经济学化的时代，转向一个“和谐社会化”的时代。这下，说不定连经济学、管理学这些本来不一定喜欢“社会”这个词的学科，也都会突然变成“社会的科学”了。

　　如此“一窝蜂”，实在堪忧。

　　导致这一现象广泛的原因是什么？我以为，还是学术与政策的区分不明朗。不是说学术不应当为社会服务，而是说对于社会真正有用的学术之作用前提在于，学术务必先与其服务的对象有了区分，才能予之以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影响。对于这个道理缺乏清晰的认识（及对于社会科学学理缺乏充分理解），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目录设计者”及在体制约束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双方，都长期难以从学术研究的非学术化困境中自拔。

　　中国社会科学在此前一个阶段的整体经济学化，是众所周知的。在那个阶段里，非经济学学科若是沾上“经济”两字，似乎便证明了自己的“科学性”，从而也会得到社会各界之肯定；若非如此，则只好被人当作是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东西。经济学化致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普遍以重复论证“开发”、“经济”、“市场”等概念为自身使命，即使是本不一定专长于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以至于人文学者，都不能幸免。

　　时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主题出现的“

和谐社会化”，固然对于纠正此前只重个体利益而不重整体社会的偏差，有着正面作用。然而，我年复一年地阅读一些题目雷同、毫无生气的申请报告，深深感到，当下的情况还只能等于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人真正理解“社会”二字的含义，课题目录设计与申请人，多数其实并不关注是否能从一个学术的深层次来把握研究课题，他们关注的，无非还是“经济”，特别是我拟称之为“科研项目经济学”的东西（即将科研课题的申请当作是与从事经济生产活动雷同的过程）。

　　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必定有其历史的背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在20世纪初期的“根基叙事”，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现状与百年前开始出现的“缺乏社会观念的社会科学”在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渐渐取得的主流地位紧密相关。借助中外思想资源，全面理解“社会”，对于“和谐社会”的新叙述，本有不可多得的意义。然而，使人感到悲凉的是，即使是这样与政策紧密相关的研究，也尚未得到必要的关注。课题的设计与实施者所看到的，更多是科研课题与职称的关系，与研究者自身物质福利的关系，与在学术场域里获得区分于他人的地位的关系。因而，在他们的论证报告里，对于理解“和谐”和“社会”意义重大的“不和谐”以及“个体主义”，都未能得到宽容，更不用说其他了。

　　中国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如此“无思索化再生产”（即为了自身的存在而简单论证早已存在的概念，特别是政策性概念）的困境？汲取历史教训仍是关键。

　　一个偌大的国家，社会科学若无法保持充分的、实质性上的多学科并存状态，无法为学科创造各自存在的空间及相互补充的机制，而一味地以单一化的概念来主动或被动地框住学科的手脚，那么，结局必定是社会科学思想资源、研究内涵及社会价值的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