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法治社会

 郭星华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法治社会？这是我近年来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从197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算起，我国的现代法治建设已经走过了三十八个年头。司法队伍有了，法律制度也颁布了不少，从1985开始的普法教育至今搞了三十多年，公民的法制意识应该也有了。可怎么看怎么分析我国仍然还不是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呢。有人说，我国的法制还不够健全，这是睁眼说瞎话！2011年11月，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就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已经基本建成了。有人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症结所在。可是，君不见近年来发生那么多的事情，“雷洋案”、“**案”、“李天一案”等等，哪一件不是司法机关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最后的判决的结果总有一方表示强烈不满？“雷洋案”，是法学界、律师界不满；“**案”、“李天一案”，法学界、律师界满意了，可这分明是社会“仇官”、“仇富”情绪的表达呀。邓案畸轻，李案畸重，这就是我们苦苦追求的司法公正？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罗兰夫人， 于1793年11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前说过的一句话，犹在耳边回响：自由啊，多少恶行假汝之名而行。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能发出类似的长啸：法治啊，多少恶行假汝之名而行！国有病，天知否？！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批判矛头指向的几乎都是自己：民族的劣根性、贪赃枉法盛行、法律意识低下、权大于法、三权没有分立、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等等，不一而足。为了讲述的方便起见，我愿意先在这儿讲一个自编的“寓言”。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封闭的小乡村里，有一天村里财主李老财的儿子李富贵从英国留学回来了，西装革履、分头锃亮。村里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李富贵，啧啧称奇，夸赞李富贵穿着西装真好看。于是，有些有钱的财主，委托李富贵下次从英国回来时，帮自己在英国买一身西装回来。过了一段时间，李富贵没有失言，从英国带回来了几套西装。可乡里的财主们穿上之后，发现不合身！要不就是衣服太宽，要不就是上衣合身但裤子太短，要不就是裤子合身但上衣太长。围观的乡民议论纷纷，有人说，王老财你肩太窄了，削一点就合身了。有人说，王老财，你腿太短了，得想办法拉长。有人说，赵老财，你上身太短，得想法拉长一点。

别以为我在说笑，现状就是这样。我们总是从自身找毛病，从来没有想过：西装是西方人按照西方人的身材比例做的，本来就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啊。咱们中国的身材比例和西方人不一样，当然穿着不合身了。一般来说，同样身高下咱们的腿比人家短，肩比人家窄，这就是不合身的原因。东西方人的身材比例有差异，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可是，咱们的思维习惯是，西方的东西是“普世”的，出了问题也一定是咱们自身的问题。“普世”说，吉尔兹早就有力地用“地方性知识”驳斥过了，不值得我再来驳斥。我想说的是，“普世”说虽然荒谬，但还是有时代意义的。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必须用工具理性武装国人，必须让国人熟知“丛林法则”，因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谋得生存是第一位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学习西方的一切、一切学习西方、学习一切西方，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头等大事。“普世”的观念，就是要竖立起西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排除一切干扰，横扫一切障碍，使得中国能快速地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因此，“普世”的观念是有时代意义的，它曾经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２０１６年中国ＧＤＰ达到７０万亿的规模的今天，在中国成为世界上出口第一、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的今天，仍然坚持“普世”的观念，就不仅显得落伍，而且显得十分可笑了。道理很简单，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但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中国都没有西化，难道就非得让中国的法治体系按照“普世”的标准西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出了问题，我们为什么只会从自身查找问题呢，为什么不能换个视角，从外部查找问题呢？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社会是一个契约本位的社会，把适合契约本位的那一套法治体系，放到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合身了、好用了才怪呢。是啊，要借鉴国外的，但不能照抄照搬。说起来容易，怎么做？首先你得有个基础，才谈得上借鉴吧？中国现代法治的基础是什么？连这个问题都弄不清楚，搞不明白，结果只能是照抄照搬。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基础当然只能是中国的传统，离开了这一点，就只能是民族虚无主义，就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借鉴、学习，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回到问题的开始：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法治社会？通过以上的论述，答案变得清晰明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维持社会秩序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当下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背景，学习国外法治建设的经验，借鉴国外法治建设的一些具体做法，建设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法治体系。这里的传统有两个，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历史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与理念，其核心是礼义仁智信；一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与理念，其核心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华民族的两根精神脊梁，万万不可抛弃，万万不可自我矮化。只有在这两个基础上建设中国的现代法治，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管我们以前有过多少次的迷失，走过多少回的弯路，只要能认识到这一点都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善莫大焉！

具体来说，中国传统上历来主张“德主刑辅”，与其我们下大力气把法律条文搞得十分精细和复杂，不如下大力气重建伦理道德体系，一定是事半功倍。法律主要功能是事后惩罚，而伦理道德则是事先预防，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再一点，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熟人社会，有许多的规范、习惯未必适合今天的信息社会、陌生人社会。在这方面，“借鉴”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最后，重申一遍，我们要的现代法治社会，不是复古怀旧，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一个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借鉴与创新，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也不同于任何外国的全新的社会，虽然道路很漫长、很艰辛，但中华崛起、中华复兴端赖于此，我们别无选择！

                               201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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